诸色户计制度固化阶层：蒙元时期的社会身份与职业世袭化探析
诸色户计，亦称“户等制”或“户籍分类世袭制”，是元朝（1271—1368年）创立并推行的一种特殊户籍与社会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根据职业、民族、宗教及服务性质，将全国人口划分为数十种乃至上百种户籍类别，各类别户计身份世袭罔替，并与特定的赋役义务捆绑。这一制度虽在元初对巩固统治、保障关键物资与服务供给起到了作用，但其长期推行却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空前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流动性降至低点的一个标志性时期。
诸色户计的设立，源于蒙古统治者面对幅员辽阔、民族构成复杂、经济模式多样的帝国，为进行有效控制与资源汲取而采取的简化管理策略。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继承了前代的某些专业户籍雏形（如唐代的工匠“匠籍”），并加以系统化、普遍化和刚性化。
制度架构与主要户计类别
诸色户计体系庞杂，主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每类下又细分诸多子目：
| 户计大类 | 代表性类别 | 主要义务/职能 | 身份与社会地位概览 |
|---|---|---|---|
| 军役类 | 军户（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户、新附军户等） | 世代提供兵员，自备部分装备，承担戍守、征战。 | 义务繁重，地位依民族成分而异，普遍困苦，逃亡现象严重。 |
| 匠役类 | 匠户（系官匠户、民匠户） | 世代在官府作坊（局、院）从事手工业制造，受严格管理。 | 系官匠户地位近似工奴，但有最低生活保障；技术世袭，无人身自由。 |
| 徭役类 | 站户、猎户、盐户、窑户、矿冶户等 | 承担驿站服务、打猎供皮、煮盐、制瓷、采矿等专项劳役或实物贡纳。 | 役务特定且繁重，生活被役务牢牢束缚，经济状况多与役务效益挂钩。 |
| 宗教类 | 僧户（和尚）、道户、也里可温户（基督徒）、答失蛮户（穆斯林）等 | 从事宗教活动，部分享有免税特权，为帝国精神统治服务。 | 地位特殊，享有一定特权，内部亦有等级，但身份同样世袭。 |
| 农耕类 | 民户（农户） | 承担国家大部分田赋与科差（丝料、包银等），是财政基础。 | 数量最多，负担沉重，是基层主要生产者，但政治地位低下。 |
| 特权类 | 投下户、驱口（俘虏、罪犯沦为奴仆） | 隶属于贵族勋戚（投下），或为私人奴仆。 | 投下户近似农奴，驱口则为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权利。 |
固化阶层的运行机制与历史事件
诸色户计制度通过多重机制，将社会阶层焊接在职业与身份的框架内：
首先，世袭原则的绝对化。“一经定籍，不得妄行变易”，父为匠户，子子孙孙皆为匠户；父为站户，后代永充站役。这不仅限于职业，甚至包括民族属性与法律地位。例如，元代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军户、匠户、站户子弟入学或参加科举，从上升通道上彻底封堵。大德十年（1306年），朝廷明确“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从孩童阶段即定向培养。
其次，赋役绑定与人身束缚。每一种户计都对应着无法逃脱的“户役”。站户需供养驿站马匹、提供饮食，遇有使臣过境消耗，常致破产；盐户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劳作，所得大部分上交，生活极其艰辛。至元二十年（1283年），云南爆发大规模的“站户逃亡”事件，原因正是站役过重，无法承受。此类逃亡事件贯穿元朝始终，正是制度性压迫的结果，而朝廷的对策往往是强制追回或由同户计其他户补替，进一步强化束缚。
再者，法律地位与社会权益的等级化。不同户计在法律适用、税收负担、社会声望上差异悬殊。蒙古、色目人中的军户、官员户享有特权，而汉人、南人中的民户、役户则负担沉重。驱口更是被视为财产，可被买卖。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官员上奏反映：“各处富强之民，往往投充宿卫、校尉等色，规避差役”，而真正承担重役的贫苦户计则无处可逃，凸显了制度内机会的不公。
深远影响与历史评价
诸色户计制度的长期实施，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与经济创新。职业的强制性世袭，虽然保证了某些关键行业劳动力的稳定，但极大地压抑了个人才能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劳动力的自然流动。工匠的创造性受到官府需求的严格限制，技术传承趋于封闭保守。
其二，造成了普遍性的民生困苦与社会矛盾激化。大多数役重户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逃亡、反抗不断。元末红巾军起义的骨干力量，正是大量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户、匠户、盐户等。朱元璋的起义军中，就包含了许多对元朝户计制度深恶痛绝的民众。
其三，从制度层面完成了社会的“阶层板结”。它将前代尚有弹性的社会分层，改造为僵硬的、以职业和役务为标识的种姓式体系。个人命运几乎在出生时即被户籍注定，科举等有限的上升渠道对绝大多数户计关闭，社会垂直流动近乎停滞。
尽管明朝建立后，废除了元朝诸色户计制度的核心部分（如匠户的严格轮班制替代了永役制），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明初的“户帖”制度仍带有分类管理的色彩，部分专业户籍的残余影响长期存在。元朝的诸色户计制度，以其极端的形式，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份关于国家权力如何通过户籍手段深度干预社会分工、并导致阶层固化的沉重案例。它提醒后人，过度的身份管制与职业世袭，虽可换取一时的管理便利与资源稳定，但长远来看，必将以牺牲社会公平、效率与活力为代价，最终动摇统治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