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传《尚书》今文经

伏生传《尚书》今文经，是中国古代经学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事件。作为西汉初期最重要的经学家之一，伏生（公元前215年—公元前104年）不仅在乱世中守护了儒家经典《尚书》，更以口授方式将这部失传千年的典籍重新传回人间，从而奠定了“今文经学”的根基。他的贡献超越了个人学术成就，成为汉代思想重建、政治合法性构建以及文化认同塑造的关键人物。

伏生本名伏胜，秦朝时为济南郡的博士，精通《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他因避祸隐居民间，藏书于壁，幸免于难。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天下初定，亟需恢复文化秩序与治国理念，遂诏令各地搜求遗书。伏生闻讯，毅然出山，携《尚书》赴长安，向朝廷献书。然而此时，《尚书》早已散佚，仅存部分篇章。伏生遂以口授方式，逐字逐句传授给弟子，使这部典籍得以延续。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秦时为博士，孝文帝时老病不能行，乃召其门徒，口授《尚书》二十九篇。”这一段记载说明，伏生所传《尚书》并非完整文本，而是残卷整理后的版本，共二十九篇。由于当时文字记录尚未完全恢复，故称“今文经”，即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口头传授的经典文本。

伏生传经的过程充满艰辛。他在长安讲学期间，因年事已高且身体衰弱，常需由弟子执笔记录。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曾对弟子说：“吾老矣！此书若亡，则中国无道矣！”这番话反映出他对儒家经典的极端珍视。伏生所传之《尚书》，内容涵盖治国理政、道德、历史教训等核心议题，成为汉武帝时期推行“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依据。

伏生的学生中最著名者为张苍和欧阳生。欧阳生后来成为“欧阳氏学派”的创始人，专攻《尚书》今文，与鲁地的“鲁恭王学派”形成两大分支。至西汉中期，今文经学逐渐取代古文经学主导地位，而伏生则被视为“今文经学之祖”。他的教学体系强调实用主义、政治功能导向，并注重语言通俗化，使其更适合统治阶层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伏生传经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汉景帝时期，因晁错主张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朝廷一度对儒生持怀疑态度。伏生虽未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但其所授《尚书》中的“德政”、“仁义”等观念被用于安抚诸侯、稳定政权，间接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巩固。

以下表格展示了伏生及其主要弟子在今文经学发展中的关键节点：

伏生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推动《尚书》文本从“古文”转向“今文”。所谓“古文经”，是指战国时期用蝌蚪文或篆书书写的经典文本；而“今文经”则是指汉代隶书抄录、口述流传的版本。伏生所传《尚书》虽然源自先秦古文，但在汉代整理过程中加入了大量解释性注释和语境补充，形成了独特的“今文经学”风格。

此外，伏生的思想还深刻影响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理论。《尚书》中多次提及“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等观念，伏生通过讲授这些内容，强化了君主应以德治国的政治哲学，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理论支撑。

伏生晚年定居长安，虽不仕，却备受尊崇。汉宣帝曾亲自前往其宅邸问学，赐予“太师”之号，以表彰其在文化传承中的功绩。他所传《尚书》今文经学，在东汉时期仍被广泛教授，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伏生的学术遗产远不止于《尚书》本身。他开创了一种“口授+笔记+注疏”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历代儒者沿袭，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方法。同时，他也打破了秦朝以来“焚书坑儒”的文化断层，实现了文化的“再生产”。

尽管伏生本人未曾著书立说，但他通过口授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学者，包括张苍、欧阳生、贾谊、晁错等人，这些人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可以说，伏生不仅是《尚书》今文经的守护者，更是中华文明在乱世中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

总结而言，伏生传《尚书》今文经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他不仅保存了先秦经典，更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将儒家思想转化为汉代统治合法性的核心资源。他的贡献贯穿整个汉代经学发展史，直至今日，我们仍能在《十三经注疏》、《白虎通义》、《论语》注解等文献中看到伏生思想的深远影响。

伏生的名字虽不显于庙堂，却深植于史册。他的一生，是守护文明、传递智慧的象征；他所传的《尚书》今文经，不仅是一部典籍，更是一份关于责任、德政与永恒价值的文化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