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欺世盗名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降，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其统治合法性不断被削弱。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清政府于二十世纪初推出了一场名为“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这场改革表面上旨在学习西方，实现君主立宪，实则是一场旨在欺世盗名、拖延时间、巩固皇权的政治表演。其过程充满了虚伪性与保守性，最终非但未能挽救清廷，反而加速了其灭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深刻的历史教训。

预备立宪的直接诱因是日俄战争（1904-1905）的结果。日本这一立宪国家战胜了庞大的专制俄国，给当时中国朝野带来巨大震动。舆论普遍将日本的胜利归因于其立体的优越性，认为立宪方能图强。在内外压力下，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考察团归国，极力陈说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这深深打动了清廷最高统治者。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仿行”，但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确定了漫长的预备期，且未设定具体立宪时间表。此举已初显其拖延与敷衍的本质。

预备立宪的核心举措是官制改革与设立咨议机构。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标榜“三权分立”，实则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改革后，军机处与旧内阁并存，各部院大臣满汉比例反而更加失衡，皇族亲贵权力进一步集中。地方官制改革则因触及督抚利益而大多流产。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咨议局与资政院的设立。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其议员虽由选举产生，但选举资格有严格的财产、学历等限制，选民仅占全国人口的0.42%，实为地方士绅的言论场所，并无立法实权。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院，其议员分“钦选”与“民选”两类，结构上仍是皇帝委派的贵族官僚占优。尽管部分议员提出了速开国会、弹劾军机处等激进议案，但清廷一概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这些机构名为“立宪之基础”，实为清廷装点门面、安抚民意的装饰品。

下表简要列出了预备立宪期间的主要事件及其反应出的实质：

预备立宪过程中最具讽刺性、也最能揭露其欺世盗名本质的事件，莫过于《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与“皇族内阁”的出台。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但其核心是“君上大权”部分，详细规定了皇帝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绝对权力，而“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则简单带过，且可被法律随意限制。这份大纲非但不是对皇权的限制，反而是对专制皇权的宪法确认。1911年5月，在立宪派与民众多年吁求下，清政府终于裁撤旧内阁与军机处，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然而，这届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亲贵多达7人，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庸碌贪腐。这个被讥为“皇族内阁”的机构，彻底撕碎了清政府“君主立宪”、“满汉一体”的伪装，向全国昭示其“假立宪、真集权”的用心。此举使原本对清廷仍抱幻想的立宪派和汉族官僚彻底失望，转而同情或支持革命。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始终在“变革”与“守旧”之间剧烈摇摆。它既想借用立宪的招牌来平息革命风潮、获取列强支持、强化中央集权，又顽固拒绝任何可能削弱皇权与满族特权的实质性权力分享。其改革措施往往是旧瓶装新酒，甚至借改革之名行集权之实。这种首鼠两端、缺乏诚意的做法，消耗了其最后一点政治信誉。当皇族内阁出台后，连温和的立宪派也发出了“希望绝矣”的悲叹。预备立宪非但未能凝聚人心，反而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并将原本可作为体制内改革力量的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历史证明，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政治表演。它以“立宪”为名，行拖延与集权之实，其欺骗性贯穿始终。它试图在不触动根本统治利益的前提下，用最低限度的形式改革来应对时代巨变，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注定了其破产的结局。这场欺世盗名的改革，不仅未能实现“皇位永固”的幻想，反而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与反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也留给后世关于真诚改革与政治欺骗的深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