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修纂成书

《四库全书》的修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其成书过程不仅凝聚了清代学术的巅峰成就，亦深刻反映了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思想控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弘历以“稽古右文”为名下诏征书，次年正式开馆编纂，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初稿告成，最终形成七部抄本，分藏于南北七阁。

编纂机构以四库全书馆为核心，由皇室成员、内阁大学士领衔，实际主持者则为总纂官纪昀（纪晓岚）、陆锡熊与总校官陆费墀。参与编校的学者达360余人，其中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馆内分工严密，设纂修、分校、提调、监造等职，按经、史、子、集四部整理，形成一套完整的文献校勘流程。

修书过程伴随着大规模征书与禁毁运动。各省进献图书逾万种，经甄别后，收录典籍3461种，存目6793种，而遭禁毁的“悖逆”书籍据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达2453种。这一矛盾行为深刻体现了清廷“寓禁于征”的文化策略，如江西巡抚海成因查缴禁书不力被革职，凸显了政治对学术的干预。

《四库全书》版本系统复杂，七阁抄本各有特色：

抄写工程耗费巨大，仅正本七部即动用抄写人员3826人，用纸数百万张。装帧采用“四库蓝”磁青封面，包背装工艺，经部用绿绫、史部用红绫、子部用蓝绫、集部用灰绫标识，形成严整的视觉体系。据内务府档案记载，单部制作成本约合白银六万两。

学术价值与历史争议并存。全书卷帙浩繁，总计79309卷，装成36300册，约8亿字，涵盖先秦至清初主要著作。每书皆附提要，由纂修官撰写后经纪昀审定，最终辑为《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成为古典目录学集大成之作。然其删改典籍之举亦饱受诟病，如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李清照词句“凄惨戚戚”遭删削，凸显了民族意识的压制。

晚清以降，七阁藏书历经劫难。文澜阁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散佚近半，后经丁丙、钱恂等人数十年补抄得以保全；文津阁本因1915年运京成为唯一原架原函保存的完本。1933年日军逼近华北时，文渊阁本南迁，现藏台北故宫，而文溯阁本1966年因战备转移甘肃，形成特殊的“书阁分离”现象。

《四库全书》的修纂既是中华文化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也是封建王权对思想领域的强力规训。其成书过程折射出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生态的双重面相：考据学的辉煌成就与意识形态的严密监控，共同铸就了这部承载着文明记忆与历史伤痕的皇皇巨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