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家熊朋来

在中国经学史上，宋末元初是一个承前启后、学风丕变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位既坚守传统儒学精髓，又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学者脱颖而出，他便是熊朋来。作为宋元之际重要的经学家、教育家和礼乐实践者，熊朋来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贡献，深刻反映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学术追求。

熊朋来（1246—1323），字与可，号天慵子，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他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卒于元代英宗至治三年，其一生横跨宋元两朝，亲身经历了王朝鼎革的巨大动荡。这种时代变迁，对其学术路径与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早年受业于南宋遗民学者，深谙朱子之学，于诸经皆有研习，尤精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与《易》学。南宋灭亡后，与许多遗民一样，熊朋来选择了不仕新朝，隐居乡里，以教授生徒、研治经籍为业，保持了传统儒者的气节。

然而，与一些完全拒斥元朝的遗民不同，熊朋来的隐居并非全然封闭。当元朝统治者逐步推行“汉法”，恢复科举，并征召儒士时，他的学术声望使其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据史料记载，他曾被地方官荐举，虽未接受中央官职，但其学问与影响力已为当局所认可。这种介于遗民与顺应者之间的微妙位置，使得他的学术活动具有了沟通南北、传承学脉的独特价值。

熊朋来的经学成就，集中体现于其代表作《五经说》（又称《经说》或《熊氏经说》）七卷。此书并非对五经的逐字注疏，而是以札记、通论的形式，阐发他对经义的理解，尤其侧重于《三礼》与《易》。其学术特点鲜明：首先，他宗奉朱熹的理学思想，以朱子之学为阐释经义的主臬，致力于在经学研究中实践理学理念。其次，他特别重视礼学的实践性，强调古礼在当代社会秩序与个人修养中的现实意义，试图将经典中的礼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再者，他的研究体现了宋元之际经学注重考据与义理并重的趋势，虽以阐发义理为主，但对名物制度亦不乏考证。

除了经学著述，熊朋来在礼乐实践方面尤为时人所重。他深通音律，擅长鼓瑟，并将音乐视为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活动中，他常以瑟乐配合诗歌诵读，试图恢复先秦儒家“弦歌诵读”的古典教育方式，以此陶冶学生性情，实践其“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的理念。这一实践，使其不仅是书斋中的学者，更成为古典礼乐文化的传承者和演示者。

熊朋来的教育影响深远。他长期从事私人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在元代学术与政界有所建树者。通过教学，他将南宋传承下来的朱子学脉和经学知识系统性地传递至元代，为元代中期以后理学官学地位的巩固埋下了伏笔。他的生平与学术活动，可视为宋元学术过渡的一个缩影。以下表格简要概括其生平要迹及著作：

要深入理解熊朋来的历史定位，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宋元学术转型背景下观察。元代统一后，南北学风存在差异。北方受金代经学影响，不乏章句训诂之学；而南方则延续南宋理学传统，重义理阐发。熊朋来作为南方理学的重要学者，其著作与讲学活动，客观上成为元朝整合南北学术的资源之一。后世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其《五经说》评价颇高，认为其“发明义理，论事深切著明”，虽偶有拘泥之处，但大体“得儒者之谨严”，这肯定了其在经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此外，熊朋来与同期其他学者的交往也值得关注。他与同样隐居的硕儒有所往来，共同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圈层。这个圈层虽不直接参与政权，却通过教育、著述维系着学术文化的命脉，并在元朝政权寻求文化认同与治理经验时，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众多如熊朋来这般学者在地方社会的持续耕耘，才使得中华学术文脉在鼎革之际未曾中断，并为后来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熊朋来是一位典型的、在时代变局中恪守与调适并存的儒家学者。他的一生，体现了传统士人对文化道统的忠诚守护。他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对《三礼》等经典的深入阐释，更在于通过教育与实践，将经学义理与礼乐精神鲜活地传承下去。他既是宋代理学向元代过渡的见证者与载体，也是连接学术“遗民”时代与“新朝”建设时期的桥梁人物。研究熊朋来，为我们理解宋元之际知识分子的心态、学术的延续与变迁，以及礼乐文化在民间的存续状态，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