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权臣擅政往往与王朝的衰亡紧密相连。南宋末年，贾似道的崛起与专权，便是这一历史规律的鲜明注脚。作为理宗、度宗两朝权倾一时的宰相，贾似道以鄂州之战的“军功”发迹，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垄断朝纲，但其治国方略却多属虚浮误国之举，最终加速了南宋的覆灭。本文将依据史实，系统梳理贾似道的擅权轨迹及其对南宋国运的致命影响。
一、发迹之路：从外戚到“再造功臣”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人。其发迹首先得益于其姊贾贵妃为宋理宗所宠，凭借外戚身份步入仕途。然而，使其真正登上权力巅峰的契机，是开庆元年（1259年）的鄂州之战。是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四川，其弟忽必烈猛攻鄂州。贾似道奉命援鄂，战事胶着之际，他竟私下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提议称臣、割江为界、岁奉银绢。恰逢蒙哥死于钓鱼城，忽必烈急于北返争汗位，遂答应议和撤军。贾似道却隐匿和议内容，谎报大捷，自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理宗不察，以其有“再造之功”，晋封少师、卫国公。此举为其日后专权奠定了政治资本，亦埋下了外交诚信破产的祸根。
二、独揽朝纲：权术与高压统治
掌握大权后，贾似道迅速推行一系列巩固个人权力的措施。他首先打击异己，如排挤宰相吴潜、贬谪抗蒙名将向士璧、曹世雄等。继而推行“公田法”与“打算法”，表面为整顿财政、核实军费，实则借此打击地方势力，中饱私囊。
| 政策名称 | 实施时间 | 宣称目的 | 实际后果与影响 |
|---|---|---|---|
| 公田法 | 景定四年（1263年）起 | 抑制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 | 强行低价收购民田，导致民间破产，经济凋敝，执行中官吏贪腐横行。 |
| 打算法 | 景定年间 | 清算军费，整顿军政 | 成为构陷边将的工具，多位有功将领被逼死或下狱，严重削弱边防战力。 |
此外，贾似道牢牢控制台谏，言路闭塞。他每以辞官要挟度宗（其姊为度宗皇后），度宗惧其权势，甚至涕泣挽留，称其为“师相”而非“卿”。贾似道长期居于西湖葛岭私邸，遥控朝政，吏抱文书就第呈署，时人讽之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其生活极度奢靡，好斗蟋蟀，著有《促织经》，故后世亦有“蟋蟀宰相”之讥。
三、战略误国：苟安与临战失措
贾似道当国期间，对北方蒙古（后改国号元）的威胁采取鸵鸟政策。他隐瞒多年前的和议，断绝与蒙古的正常交涉，致使南宋丧失外交转圜余地。同时，他粉饰太平，排挤主战派，导致国防日益松弛。咸淳三年（1267年），元军开始战略围攻襄阳，战事持续六年。贾似道起初封锁消息，后虽派兵救援，却多为零星、分散的指令，且多牵制于其个人权谋，未能形成合力。其间，他仍醉心于，如逼迫名将高达离任。襄阳最终于咸淳九年（1273年）陷落，南宋门户洞开。
四、败亡终局：鲁港溃师与身死国灭
元军顺江东下后，迫于舆论压力，贾似道不得不在德祐元年（1275年）亲自督师出征。然而，此时南宋军心涣散，他本人也无决胜之志。至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宋军主力与元军交战即溃，史称“鲁港之败”。此战彻底摧毁了南宋最后的有生力量。贾似道逃往扬州，朝野震怒，终流放。行至福建漳州木棉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然而，大厦将倾，非一人可挽。贾似道死后仅一年余，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便在崖山之战中彻底灭亡。
五、历史镜鉴：权臣政治与南宋困局
贾似道的擅权误国，是南宋末期政治腐败、积弊深重的集中体现。其个人固然有欺罔、专横、奢靡之罪，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南宋体制的痼疾：皇权依赖权臣、党争消耗国力、财政濒临崩溃、军事积弱不振。贾似道的“公田”、“打算法”本是针对时弊的尝试，却在执行中异化为敛权敛财的工具，反加速了政权内部的分崩离析。他的经历揭示了，在末世王朝中，个人权谋的膨胀与国家利益的维护往往背道而驰，最终只能与王朝一同坠入历史的深渊。
综上所述，贾似道从“再造功臣”到误国权臣的蜕变，是一部典型的末世权力腐败史。他凭借机遇与权术登上顶峰，却无真正的治国才能与担当，其政策多属急功近利、损下益上，对外战略更是自欺欺人、坐失良机。他的专权，不仅未能挽救南宋的危局，反而如同催化剂，加速了这个偏安王朝的最终崩塌，留给后世深刻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