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太学生请命

在中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北宋末年的陈东太学生请命事件，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案例。它不仅是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的巅峰，也深刻反映了当时士风、政治与国运的交织。事件的核心人物陈东，以其无畏的直言和最终的悲壮结局，在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事件背景：靖康之变前的政治乱局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大举南下，国势危如累卵。宋徽宗仓促传位于钦宗，改元靖康。然而，朝廷内部却陷入了主战与主和的激烈党争。以李纲、种师道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坚守东京汴梁，组织有效抵抗。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则力主割地求和，甚至意图南逃。在这种国家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身处京师的太学生们，再难安坐于书斋之中。

陈东其人与其领导的伏阙上书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是当时国立最高学府——太学的肄业生。他“早有俊声，倜傥负气”，以气节和敢于直言而闻名。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初五，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来到皇宫的宣德门前伏阙上书，这就是震惊朝野的陈东太学生请命。

在《伏阙上书》中，陈东直指时弊，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诉求：

一、坚决抵抗：要求宋钦宗信任并重用李纲、种师道等主战派将领，反对任何形式的割地求和。

二、严惩国贼：强烈要求处死祸国殃民的“六贼”，即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当时力主求和的宰相李邦彦等。

这份上书言辞激烈，切中要害，迅速得到了京城军民的响应。“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一场学生请愿演变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群情激愤，声震天地。在巨大的压力下，宋钦宗被迫恢复已被罢黜的李纲职务，民众方始散去。此次请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

事件的影响与后续发展

陈东领导的请愿运动，虽然暂时达到了目的，但也埋下了祸根。它深刻地触动了皇权与士大夫政治的神经。皇帝与部分朝臣对于这种“布衣干政”的方式深感忌惮。此后，陈东又多次上书，言论愈发尖锐，最终触怒钦宗，被遣返原籍。

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为收揽人心，高宗初期召陈东赴行在。然而，陈东抵达后，敏锐地察觉到高宗并无坚定抗金的决心，且宠信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他连续三次上书，不仅力主抗金，恢复中原，更直言要求高宗“亲征以还二圣”，即迎回被金人掳走的徽、钦二帝。这一主张直接触犯了高宗赵构的皇位合法性这一核心敏感问题。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宋高宗与黄潜善等人以“狂妄上书，鼓动众听”的罪名，将陈东与另一位同样因直言获罪的进士欧阳澈一同处斩于市。陈东临刑前，从容写下遗书，神色自若，观者无不流涕。他的死，是南宋初年政治走向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相关历史人物与事件扩展

1. 宋代太学与学生干政传统

宋代，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太学生参与政治议论蔚然成风。他们通过“伏阙上书”、撰写“学论”等方式，对朝政发表意见，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除了陈东，在之前的庆历党争、元祐更化等时期，太学生都曾扮演重要角色。这背后是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

2. “六贼”与北宋末年的腐败

陈东请愿中要求惩处的“六贼”，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内部因素。他们的罪行可概括如下：

这些人的行径严重损耗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北宋在金军入侵时不堪一击。

3. 陈东请命的历史评价与意义

陈东太学生请命事件，历来受到史家的高度评价。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在南宋当时，陈东之死就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高宗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为陈东平反，并给予抚恤。元人修《宋史》，将陈东列入《忠义传》，赞其“以布衣诸生，挺身犯颜，无所回避”。

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

首先，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取得暂时胜利的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民众请愿运动，展现了民间力量在特定历史时刻对政治的直接影响。

其次，它暴露了宋代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下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鼓励士人议政，另一方面又无法容忍其挑战皇权核心利益。

最后，陈东的悲剧结局，也预示了南宋初年主战派的艰难处境和高宗朝廷偏安一隅的基本国策，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类似命运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陈东以其书生之躯，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肩负起士人的道义，其领导的太学生请命，不仅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天下、勇于谏言的精神象征。他的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