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汉初的“萧规曹随”是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政治现象。它不仅标志着政权在开国功臣之间的平稳过渡，更深刻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民休息”治国方略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这一典故源自西汉初年，萧何作为首任相国奠定了国家制度与政策基础，其继任者曹参则恪守前任法度，不作轻易变更，从而保障了汉初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复苏。
要深入理解“萧规曹随”，必须回溯其历史背景。秦末战乱与社会凋敝，使得新生的汉王朝面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的严峻局面。汉高祖刘邦采纳陆贾“逆取顺守”之策，定下了黄老无为的治国基调。作为具体执行者，丞相萧何承担了制度重建的重任。其政治遗产主要包括：一、在秦律基础上制定《九章律》，确立了相对简约的法制框架；二、推行轻徭薄赋、十五税一的宽松经济政策；三、通过“举民之贤者”为吏，构建了相对清简的官僚体系。这些措施为汉初社会的喘息与恢复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93年，萧何病逝。临终前，他举荐与自己多有政见不合的曹参继任。这一举荐本身就耐人寻味，显示了萧何以国家稳定为重的政治胸襟。曹参上任后，其施政方针令朝野侧目：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对于日常政务，他委任于踏实稳重的属吏，自己则看似“日夜饮醇酒”，不多干预。当惠帝质疑其“不治事”时，曹参以著名的“垂拱而治”之论回应，核心思想是：在天下初定、百姓亟待休养的时期，遵守既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度，胜过标新立异的改革。这种以“清静”求“安定”的执政理念，正是黄老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萧规曹随”并非简单的墨守成规或庸碌无为，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智慧与现实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解析其价值与内涵：
一、 政策连续性的典范：在政权交接的关键节点，曹参的选择避免了因更迭而引发的政策动荡与资源浪费。这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保持国家大政方针稳定性的经典案例。
二、 黄老无为思想的实践：汉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秦朝因“举措暴众”而速亡的教训。曹参的“无为”，实质是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强制性干预，让民间经济与社会秩序凭借内在活力自然恢复。以下表格简析了汉初与秦朝部分政策的对比：
| 对比维度 | 秦朝政策倾向 | 汉初（萧曹时期）政策倾向 |
|---|---|---|
| 治国思想 | 法家，强调集权与严刑峻法 | 黄老道家，强调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
| 赋税劳役 | 赋税沉重，徭役兵役频繁（如筑长城、修陵墓） | 轻徭薄赋（如田租十五税一，徭役适度） |
| 法律执行 | 繁苛，连坐 | 沿袭萧何《九章律》，相对简约 |
| 官吏风格 | 以苛察为能 | 择郡国吏“讷于文辞，谨厚长者” |
三、 客观效果的验证：曹参为相三年，其政策延续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成效。史载“天下俱称其美”，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人口增长，国库逐渐充实，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证明，在特定历史阶段，“不改”本身就是一种最合时宜的“改革”。
四、 历史脉络中的扩展：“萧规曹随”的精神内核在后世多有回响。例如，汉文帝、景帝基本延续了轻徭薄赋、节俭寡欲的政策，将“无为而治”推向了高峰。唐代贞观初期，太宗君臣在隋末大乱后，亦采取“抚民以静”的方针，其精神与汉初一脉相承。乃至明初、清初，在经历大规模战乱后，新任统治者往往也会推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其核心逻辑与“萧规曹随”相通。
当然，我们也需辩证地看待“萧规曹随”。它是在百废待兴、社会亟需稳定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矛盾变化，一味“守成”便会成为进步的阻碍。汉武帝时期，内外形势巨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进行大规模制度更张，就是对“无为”政策的主动调整。这表明，政策的“变”与“不变”，最终取决于是否契合时代的核心要求。
综上所述，“萧规曹随”绝非一个关于保守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政治智慧与历史时机的深刻命题。它彰显了在正确评估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保持政策定力与连续性的巨大价值。曹参之“随”，是洞察时务的“随”，是以“无为”姿态达成“有力”效果的“随”。这一典故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段君臣佳话，更是一种关于治理节奏、关于改革与继承之辩证关系的永恒思考。它提醒执政者，真正的改革家，既需要破旧立新的勇气，也需具备在恰当时候“不改”的睿智与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