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说史”和“军事论坛”里，“羽林军”和“期门军”一直是汉代军事体系里的热门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汉武大帝的时代，乃至整个西汉，根本没有这两个“军”的建制。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同样“掌……送从”的“期门”，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众所周知，《汉书》的作者是东汉初年人班固，其记事断限也以西汉为止，也就是说，终西汉之世，“羽林”和“期门”的主要职责是“掌送从”和“掌执兵送从”，啥意思呢？
类似于今天领导的“出行警卫”。
在编制名称上，“羽林”和“期门”也根本没有“军”字，可见，根本不是很多“通俗说史”里臆断的“御林军”角色，那么，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一个“熟人”说起。
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
此处卫青“给事建章”、“为建章监”时，汉武帝仍未建“建章营骑”与“建章宫”，所以，究竟卫青在此时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干什么工作，历来众说纷纭，以至于有些“通俗说史”或“小说”，杜撰他曾经担任“郎官”或“军官”。
答案还是埋藏在细节之中。
见前文引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章营骑”之名早于“羽林骑”，更早于“羽林孤儿”，那么，其最早的兵员就不可能是“羽林孤儿”，而是另有其人，当然，“太初元年”已经是卫青发迹后多年，也就是说，卫青的“给事建章”和“建章监”都是在“建章营骑”这个军事单位的前身。
不仅如此，汉宣帝时派将“监”羽林，说明该部“营骑”的统领一直称“监”，则卫青担任的“建章监”并非一般理解的“宫监”，毕竟此时，建章宫连个地基还没建，不可能汉武帝提前任命了不存在的单位的主官。
上述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卫青所供职的“建章”这个单位，应该与“骑兵”有关。
事实上，在卫青因为卫子夫受宠而鲤鱼跃龙门之前，在平阳侯府，曾经担任过“从骑”，见《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
也就是说，卫青是平阳侯家的“从骑”，为平阳公主服务，而作为身份平移，皇帝的“从骑”叫什么呢？
叫“中从骑”。
见《二年律令·置吏律》记载：
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
“吏”、“宦皇帝者”和“中从骑”、“它内官”，这是四种人，“吏”和“宦皇帝者”早有解释，“它内官”则包含了一批为宫廷服务的“内官”，既有“它”字，就意味着“中从骑”也属于“内官”的范畴，“中从骑”作为带“中”字的“从骑”，功能职责很容易理解，即皇室的“从骑”，但地位要高于其他的“内官”，作为一个群体，其相对地位可以参见《汉书·惠帝纪》中的记载：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即爵位为“五大夫”以上的、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与“宦皇帝者”中皇帝知其名的三种人，享受同等待遇。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秦汉律的法律名词比较严谨，按照《法律答问》中所述及的秦制“吏六百石以上与宦及知于王者为显大夫”与上述的说法，则“知名者”比照的只能是“六百石”以上。
而在《二年律令·置吏律》中规定“吏”与“宦皇帝者”、“中从骑”同等待遇，也就是说，这不是特指“六百石”以上“吏”和“皇帝知名”的“宦皇帝者”，而是所有的“吏”和所有的“宦皇帝者”。
这就意味着，“中从骑”是比“六百石以上吏”和“宦皇帝而知名者”低一级的身份群体，故而，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中，提到“给事建章、未知名”，这按照后世的概念来解释，应为一个“官衔”。
要判断这个“官衔”的内涵，就要参考“建章监”的“监”字，而两汉之际，具备类似军事功能的“监”有两种：
参考东汉的“濯龙监、直里监”，濯龙园虽为皇帝园囿，却有兵器工厂，“监”秩四百石，有明显的军事特征；
另一种“监”，则为“厩监”，也有长、丞，如长乐厩、中厩等，汉代宫苑中多设“厩”，“厩”有“卒驺”，这又是“羽林”、“期门”分化出去之后的制度结果。
回顾汉初体制，继承了“秦制”，帝王常居的宫、苑不少，“离宫”更多，“宫”中多设有“厩”，再考虑到此时卫青的姊夫公孙贺为“太仆”，正是诸多“厩”的管理者，卫青的“给事建章”身份极有可能由此而来，而只有“中从骑”、“郎宦者”的身份才有资格称“未知名”或“知名”，“卒驺”肯定是不行的，结合卫青曾为平阳公主家“骑”，几乎可以确认，卫青此时的身份，正是“中从骑”。
也就是说，卫青的“给事建章”为“中从骑”，以“厩”为署，其地位低于“郎官”，也无秩禄级别，属于皇帝的私人“保镖”，而“建章”作为上林苑中秦时已经存在的离宫，也就使得卫青实际上远离皇帝的日常生活、工作区，属于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并不算重用。
等到卫子夫怀孕后，卫青被提拔为“建章监”，也并非什么“显职”，而只是离宫中保镖的首领，真正的“贵”，来自于“侍中”的加衔，使得卫青可以出入禁省，在汉武帝左右服务。
当然，“建章监”统领的“中从骑”，终究属于汉武帝的骑兵随从，所以，日后汉武帝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建章营骑”，才是“羽林”的前身，当然，这种升格究竟有多少是凭借汉武帝对卫青的私人信任而造就，我们不得而知，两者之间必有因果关系却是可以确定的。
相对于脉络清晰的“羽林”，“期门”的源流和情况更加特殊：
（1）“期门”待遇为“比郎”，“羽林”则未提及；
（2）“羽林”有“监”，有“令”、“丞”，而“期门”只有“仆射”，直到西汉末年才设置了“中郎将”。
之所以如此，恰在于两者的兵员不同，组织性质也不同，见卫宏《汉官旧仪》中对“期门”的记载：
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定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郎。
也就是说，期门郎的兵员是挑选陇西郡擅长射猎或者武艺强悍的勇士300人，在约定时间等在宫中某门下，跟随皇帝射猎的从人，没有固定编制员额，秩比“郎从官”，“郎从官”，看似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见《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郎吏、从官帛。
“郎”是“郎吏”，“从”是“从官”，“期门郎”秩比“郎从官”，也就意味着它不是“郎从官”，这里面的“郎”好解释，“从官”正是“中从骑”，这就意味着“期门骑”实际上是比照“中从骑”待遇的角色，出现自然晚于“中从骑”。
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曾详解“期门”得名：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这是说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开始喜欢“微服出游”，八九月间，让侍中、常侍武骑和陇西、北地郡的能骑射良家子，在殿门等候，所以，有“期门”之“号”。
不过，根据应劭《风俗通义》引述西汉刘向与汉成帝的问对：
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彘。
也就是说，早在汉文帝时，已经有“期门”的说法了，这与《汉书·东方朔传》中的记载看似矛盾，所以有不少前人学者认为《风俗通义》有误。
其实，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期门”二字，应该是一个“制度名词”而非“军号”。
对照上下两条史料，“侍中”为所共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侍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大臣、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初学记》引《齐职仪》载：
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初，汉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执虎子”。“虎子”，亵器也。
也就是说，汉朝的侍中管理皇帝的车马衣服，以至于尿盆马桶，且能够“亲省起居”，也就是出入皇帝寝处禁省，直到汉武帝末年以侍中莽何罗行刺为由，让侍中出居禁省外，之前的汉王朝，“侍中”应该都在禁省内居住、给事，且必有官爵才可“加官”，属于典型的贵族侍从。
主要区别在于“常侍武骑”和“常侍、期门武骑”，考虑到《汉书·东方朔传》中“期诸殿门”和《汉官旧仪》中“行出会期门下”的说法完全吻合，也就是“‘固定时间间隔’在殿门下等待”。
由此引申，汉文帝时代并无“期门之骑”，但有“期门之名”，也就是与“常侍武骑”相对的“期门武骑”，在伴随皇帝射猎、冶游的任务上没有区别，在陪伴待遇上却有区分，一者为“常侍”（即固定随侍），一者为“期门”（不固定随侍）。
“常侍武骑”，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
李广被召为“汉中郎”和“为郎”的从弟李蔡一同为“武骑常侍”，“旻陷折关”是指攻城拔寨，格猛兽则是随君狩猎，可见既有侍从任务也有战争任务。
又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史记索隐》引东汉张揖（《广雅》作者）注释“武骑常侍”：
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
结合文帝时李氏兄弟的角色，则“常侍武骑”本身就是有“秩级”的随君王射猎、“格猛兽”的正式官职，而其“秩级”非“比秩”，说明应属于正式官职的“吏”，而非“加官”或“宦皇帝者”。
这个官职，在《二年律令·秩律》中缺载，从执掌、秩级来看，却可能与其中一个职务一致，即“秩六百石”的“上林骑”，上林苑地在渭水之南，秦始皇在其中“作朝宫（前殿即为阿房）”，汉武帝时扩建上林苑，实则是在秦宫苑体系基础上，建设大量离宫，而其核心功能仍旧是“猎苑”。
卫宏《汉旧仪》载：
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此处记载虽为汉武帝扩建上林苑之后事，可“天子秋冬射猎”却不会自汉武帝开始，之前的秦、汉皇帝多有游猎记录，则“上林骑”很可能就是“武骑常侍”的前身，也是“贵族侍从”。
在确定了“常侍”的角色后，再看“期门”的兵员来源：
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汉官旧仪》）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汉书·东方朔传》）
共通点即在于“兵员区域”，但并没有说明这些“兵员”为汉武帝“新置”，换句话说，“期门骑”之成为编制，必然晚于“陇西、北地良家子”的“待诏”入京师，另见《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羽林”、“期门”之名绝对上溯不到“汉兴”之时，那么，这个“六郡良家子选给”，只能是“羽林”、“期门”的前身——“建章营骑”或称“中从骑”，“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
综上所述，“羽林”前身的“建章营骑”兵员与“期门骑”的兵员地实为重合的，均为陇西、北地等诸郡良家子（六郡实际上包括汉武帝开边后的河西诸郡，汉初并不在版图内），而“中从骑”和“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的所有区别也揭开了谜底：
（1）“中从骑”有“监”、“令”、“丞”，实为部署于“宫”、“园”等处皇帝居所“厩”中的“从骑”，有官署，有集中驻扎的驻地，掌管“送从”，担任皇帝出行的警卫和仪仗；
（2）“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则有“仆射”，说明规模小，并非集中驻扎，而是分散小队于殿门处的其他官署“待诏”，类似于东方朔的“待诏公车（公车司马令署）”、“待诏金马门（宦者令署）”，最初掌管的也并非“期门郎”担任的“送从”任务，而是随从射猎。
综上所述，“羽林”和“期门”在汉武帝的时代，只是陪同射猎和警卫的侍从骑兵，根本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军队，一直到西汉灭亡，也没有发展成为有固定编制的“野战军”，甚至没有“军”的名号，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