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之交，即夏王朝晚期至商王朝建立初期（约公元前17世纪至前16世纪），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与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由于传世文献的匮乏与模糊，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夏商之交的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逐渐从传说走向实证，展现出华夏文明早期阶段的独特风貌。
夏商之交的历史背景与人物线索
根据《史记·夏本纪》与《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夏王朝末代君主夏桀暴虐无道，而商部族首领成汤则通过征伐与联盟，最终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尽管这些记载夹杂着后世的政治叙事，但考古学为理解这一变革提供了实物证据。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晚期都邑，其宫城布局、青铜礼器与绿松石龙形器等遗存，反映了夏代礼制的成熟。而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兴起，则标志着商文化的扩张与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伊尹作为辅佐成汤的重要人物，其事迹虽多见于战国文献，却折射出早期政治家在王朝更迭中的关键作用。
艺术成就的考古学呈现
夏商之交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于青铜器、玉器与建筑艺术，其风格演变揭示了技术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交织。
青铜艺术：礼制与权力的物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以爵、斝、盉等酒礼器为代表，器形古朴，纹饰简单，多饰以弦纹与乳钉纹，体现了早期青铜礼器的初创特征。而至商初，青铜器形制趋于复杂，纹饰中出现兽面纹（饕餮纹）的雏形，标志着礼器功能与宗教观念的强化。以下为二里头与早商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对比：
| 时期 | 典型器类 | 纹饰特征 | 技术特点 |
|---|---|---|---|
| 二里头文化晚期 | 青铜爵、斝 | 弦纹、乳钉纹、几何纹 | 范铸法初步成熟，器壁较薄 |
| 早商时期（二里岗文化） | 鼎、鬲、罍 | 兽面纹、云雷纹开始流行 | 器壁加厚，出现分铸技术 |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了礼器在政权合法性建构中的核心地位。成汤“铸鼎象物”的传说，或可视为早商青铜艺术政治功能的隐喻。
玉器与绿松石工艺：神权与身份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绿松石镶嵌而成，长达64.5厘米，是夏代晚期仪仗用器的杰出代表。其龙形象可能与夏族的图腾信仰有关，并影响了商周时期的龙纹母题。此外，玉琮、玉璋等礼玉在二里头与早商文化中均有发现，但其形制与组合略有差异：二里头玉器更注重仪仗功能，而早商玉器则逐渐与青铜礼器系统结合，形成“玉帛为二精”的祭祀传统。
建筑与城市艺术：王权空间的营造
二里头宫城的多进院落结构与中轴线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至早商时期，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城垣规模宏大，宫庙区、手工业区与墓葬区功能分明，体现了早期都城规划的成熟。其中，偃师商城的宫城排水系统与郑州商城的青铜作坊遗址，不仅反映了高超的工程技术，也揭示了国家对手工业生产的高度控制。
研究进展与争议焦点
近年来，科技考古的介入为夏商之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二里头与二里岗陶器的锶同位素分析，学者发现夏商之际可能存在人口迁徙与文化融合现象。同时，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积累，使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年代衔接更为精确，尽管关于夏商分界的具体年代仍在争论中。
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夏商文化的关系：部分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商文化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亦有观点认为二里头与二里岗分属不同族系，商文化对夏文化有替代性突破。这一争论涉及文献、考古与族群认同的多重维度，仍需更多证据支持。
结语
夏商之交的人物与艺术成就，是中国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缩影。从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到早商的兽面纹铜鼎，从夏桀的失德叙事到成汤的革命话语，这一时期既承载着古老传说，又不断被考古发现所激活。未来，随着中原地区与周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夏商之交的历史图景必将更加清晰，而其中蕴含的艺术创造力与制度创新力，仍将持续启示我们对华夏文明起源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