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衰亡始

安史之乱爆发衰亡始

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唐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一场历时八年（公元755年—763年）的大规模叛乱。它不仅直接导致了盛唐气象的戛然而止，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经济分布与社会结构。这场动乱的根源、爆发、僵持与衰亡，构成了中古史上一幅波澜壮阔而又充满警示意义的画卷。

叛乱爆发的深层背景

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一系列政治、军事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

在政治层面，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早年励精图治的锐气逐渐消磨，转而沉溺于享乐，将朝政先后委任于李林甫与杨国忠等权臣。李林甫为巩固权位，排斥异己，阻塞言路，并大力提拔藩将（即非汉族的节度使），认为其不识文墨，不易入朝为相，从而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这为安禄山这类胡人将领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土壤。而继任者杨国忠才能平庸，却与安禄山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明争暗斗成为叛乱的直接之一。

在军事与经济层面，唐代前期实行的府兵制逐渐崩坏，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为了防御吐蕃、契丹等边疆威胁，朝廷在边境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军区，授予其巨大的军事、财政与行政权力，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安禄山本人便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精兵良将尽在其手，而中央禁军则武备废弛，不堪一击。

在社会层面，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尖锐。而安禄山统治的河北地区，胡汉杂居，其军队核心多为同罗、奚、契丹等部落的降户，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独立性和凝聚力的军事集团，对中央的离心力日益增强。

叛乱的爆发与初期势如破竹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联合部将史思明，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军总数高达十五万，一路南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承平日久的中原州县毫无准备，官吏或逃或降。叛军迅速攻占河北、河南，并于次年六月攻陷潼关天险，直逼长安。

唐玄宗仓皇出逃蜀地，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禁军发生哗变，诛杀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死杨贵妃。这一事件标志着玄宗时代的实际终结。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开始了艰难的中兴与平叛历程。

战略相持与叛军内乱

叛军虽占领两京（长安、洛阳），但其残暴本性暴露无遗，激起强烈反抗。唐朝廷得以喘息，并组织反击。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唐军，并与回纥援军合作，逐渐稳住了战线。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叛军内部发生巨变，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势力首次分裂，实力受损。唐军趁机收复长安与洛阳。

然而，安庆绪无能，叛军另一核心人物史思明势力坐大。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收编其部，自立为大燕皇帝，叛乱进入第二阶段。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与唐军形成拉锯。但叛乱势力的衰亡命运已不可避免，其内部同样充满了猜忌与杀戮。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重蹈安禄山覆辙，被其子史朝义所杀。

叛乱的平定与深远影响

史朝义即位后，叛军内部离心离德，诸多将领投降唐朝。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再次借兵回纥，以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会同诸道节度使发动总攻。次年春天，史朝义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在温泉栅（今河北卢龙）自缢身亡。历时七载又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安史之乱虽平，但其留下的创伤与影响却极为深远：

1. 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唐代宗为尽快平息叛乱，对投降的安史旧部多采取安抚政策，任命他们为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如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这些藩镇拥兵自重，官职世袭或兵将自选，赋税不入中央，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藩镇割据时代，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

2. 经济重心南移加速：持续的战乱对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生产凋敝。大量人口南迁，使得南方的江淮、剑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由此大大加快。

3. 边疆与民族关系恶化：为平叛，唐朝将戍守西域、河陇的精锐边军内调，导致西部边防空虚。吐蕃趁机东进，一度攻占长安，陇右、河西走廊尽失，唐朝对外战略由进取转为守势。

4. 宦官权势膨胀：在平叛过程中，肃宗、代宗信用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使其掌握禁军（神策军），并干预朝政，开启了中晚唐宦官专权的恶劣先例。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致命转折。它如同一场巨大的地震，震碎了“开元盛世”的华丽外壳，暴露并加剧了帝国肌体内部的各种痼疾。其爆发是矛盾累积的必然，其衰亡则因叛乱集团自身的野蛮性与分裂性，但其始所带来的结构性破坏，却让一个统一的帝国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中国历史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