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谏逐客令废止

公元前237年，秦国都城咸阳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一场由郑国渠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险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场危机最终因一篇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而化解，其作者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谋臣策士的典范。

事件的是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表面上是帮助秦国修建水利工程，实则为消耗秦国国力，延缓其对韩国的军事进攻。当这个阴谋被揭穿时，秦国王室贵族趁机发难，向秦王嬴政进言：“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他们认为所有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客卿都是间谍，要求将他们全部驱逐。

这道逐客令的颁布，直接威胁到了当时在秦国任职的众多客卿，其中包括来自楚国的李斯。作为吕不韦的门客，李斯已在秦国仕途上有所建树，被任命为郎官。面对即将被驱逐的命运，李斯没有选择默默离开，而是冒着触怒秦王的危险，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书结构严谨，论证有力。他首先回顾了秦国历史上四位重要君主——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重用客卿取得的巨大成就：

李斯通过这一历史回顾，雄辩地证明了客卿对秦国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进一步指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如果这些君主都拒绝外来人才，秦国就不可能拥有当时的强盛地位。

在谏书中，李斯还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手法，将秦王对物质享受与人才待遇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他指出秦王乐于享用来自诸侯国的珍宝、美女、音乐，却要驱逐这些国家的人才，这无疑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李斯进一步阐明了人才政策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他警告秦王，逐客令只会“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导致人才流向敌国，增强对手的力量。

这篇谏书最终打动了秦王嬴政。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这一决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逐客令的废止使秦国保住了大量人才，为之后的统一大业保留了智力资源。李斯本人后来官至丞相，在秦统一后参与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等重要政策。

其次，这一事件确立了秦国继续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了更多六国人才前来效力。如魏国的尉缭、韩国的韩非等杰出人物都曾为秦国效力，他们的贡献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第三，《谏逐客书》本身成为中国政治文献的经典之作，其论证方法和政治智慧为后世所推崇。文中“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等名句，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李斯谏逐客的成功，反映了战国时期人才流动的普遍现象。各国争相招揽人才，“士无定主”成为时代特征。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天下，与其开放的人才政策密不可分。而李斯能够成功说服秦王，不仅靠其文采，更在于他准确把握了秦国发展的核心需求——人才是争霸的关键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郑国渠事件本身也颇具讽刺意味。尽管郑国是作为间谍被派往秦国，但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却成为了“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的丰产工程，关中地区因此成为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一结果恐怕是策划此计的韩国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李斯谏逐客令废止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开放包容、广纳贤才的国家才能走向强盛；封闭排外、拒绝交流的政权终将衰落。秦国的崛起与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海纳百川的人才政策，而李斯的《谏逐客书》则是维护这一政策的关键文献，其思想价值穿越两千余年，至今仍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