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子瞻

乌台诗案苏子瞻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一场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其核心人物便是旷世文豪苏子瞻（苏轼）。此案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迫害事件，更深刻地反映了北宋中后期党争的激烈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苏轼因其诗文被指控诽谤新政、讥讽朝政，而“乌台”即御史台的别称，因汉代御史府内柏树常有乌鸦栖息而得名，后世遂以“乌台”代指监察机构。本案由御史台主导审讯，故得此名。

乌台诗案的发生，根植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宋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旨在富国，解决积贫积弱之弊。然而，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因急于求成、用人不当，导致诸多扰民之处，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在地方执行时，常加重百姓负担。苏轼早年虽曾支持改革，但目睹新法流弊后，转而持批评态度。他通过诗文直抒胸臆，如《湖州谢上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句，被政敌解读为蔑视朝廷；其诗作《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更被指暗讽新法导致民生凋敝。这些文字成为御史台弹劾的关键证据。

案件的直接是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时所上的《湖州谢上表》。表中言语虽属惯例，但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等人抓住其中“新进”“生事”等词，联合弹劾苏轼“衔怨怀怒，恣行丑诋”。舒亶更精心搜集苏轼大量诗作，逐句罗织罪名，称其“包藏祸心，谤讪君父”。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免职至京师，囚于御史台狱。审讯期间，御史台穷究其诗文往来，甚至牵连司马光、黄庭坚等数十人，酿成大规模政治清算。

苏轼在狱中备受煎熬，一度自忖必死，曾与儿子苏约暗号，送饭时若闻凶讯则送鱼，某日其子因故送鱼而入，苏轼悲恸作《狱中寄子由》诗，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之句，尽显绝境中的悲怆。然而，此案最终出现转机。一方面，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展现了政治家的胸襟；另一方面，太皇太后曹氏亦出面干预，加之宋神宗惜才，遂于年底结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弟苏辙及友人王诜等亦受贬谪。

以下为乌台诗案关键人物及结局简表：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仕途与思想产生了根本性转折。贬谪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于困顿中完成了精神蜕变。其文学创作亦进入巅峰，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等不朽名篇，将个人遭际升华为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政治上，苏轼虽未放弃济世之志，但更趋超脱，形成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境界。此案亦暴露了宋代党争的残酷性，新旧党争由此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全面清算的“元祐党籍”事件。

从历史视角看，乌台诗案不仅是苏轼个人的磨难，更是中国古代的典型缩影。它揭示了专制皇权下言论空间的逼仄，以及文人用诗文干预现实的风险。然而，苏轼以其卓越才情与人格魅力，将这次厄运转化为文化创造的契机。其黄州时期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成为后世士大夫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资源。此案影响深远，至今仍为研究宋代政治、法律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案例。

综而言之，乌台诗案作为北宋政治与文学交织的悲剧，既折射出时代矛盾，也凸显了苏子瞻作为文化巨人的韧性。其经历警示后人：权力的滥用可摧残肉体，却无法湮灭精神的光辉。苏轼在黄州江畔的沉吟，终成穿越千年的回响，印证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