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范仲淹

在中国历史上，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成为士大夫品格的典范。这句出自《岳阳楼记》的名言，不仅是他个人情怀的抒发，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范仲淹生活在北宋中期，那是一个表面上承平繁荣，实则内忧外患不断的时代。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韬略和文学成就，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出身贫寒，两岁丧父，母亲，他随继父姓朱，取名朱说。直到他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才奏请朝廷恢复范姓。这段早年的艰辛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也让他对民间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为后推行改革、心系黎民奠定了思想基础。

范仲淹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因直言敢谏而屡遭贬黜，但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始终未变。天圣年间，年轻的仁宗皇帝即位，章献太后刘氏垂帘听政。满朝文武大多奉承，唯独范仲淹敢于上书，直言太后还政于皇帝。此举虽导致他被贬出京，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天下士子皆以“范夫子”称之，视其为士林楷模。

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当属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北宋到了仁宗朝，积弊已深，官员冗滥、财政困窘、军队战斗力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庆历三年（1043年），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共同推行了一场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地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

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淘汰庸碌之辈，范仲淹亲自审核各路监司的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官员，便大笔一挥，将其名字勾去。同僚富弼见他如此雷厉风行，曾半开玩笑地说：“您这一笔勾下去，只怕他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正色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家人哭，怎么比得上一路百姓都在哭呢？）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不惜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决心。

然而，庆历新政触动了庞大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阻挠。保守派官员诬陷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这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是极其严重的指控。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新政仅推行一年有余便宣告失败，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尽管新政夭折，但其精神内核和许多具体措施，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除了政治上的建树，范仲淹在军事上也展现了卓越的才能。当时，西北边境的西夏政权崛起，频频侵扰宋境。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一同负责对西夏战事。他到任后，一改前任盲目冒进的策略，转而采取稳健防守的方针。他大力修筑城寨，巩固边防，招募土兵（本地民兵），进行屯田，以解决军粮长途运输的困难。同时，他积极团结边境的羌族等少数民族，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在他的经营下，宋军防线逐渐稳固，西夏军队难以深入，最终迫使西夏国主李元昊与宋朝议和。西夏人敬畏地称他为“小范老子”（“大范老子”指其前任范雍），认为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范仲淹的文学成就同样彪炳史册。他的散文《岳阳楼记》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其中“先忧后乐”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词作《渔家傲·秋思》开创了豪放词的先声，词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苍凉悲壮，真实反映了戍边将士的艰苦与情怀。此外，他的诗歌也多有反映现实、关心民瘼之作。

范仲淹还是一位重视教育、热心公益的实践者。他在地方任职时，所到之处必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家乡苏州购买良田千亩，设立“范氏义庄”，用田租收入来周济宗族内的贫困者，供给他们衣食、婚嫁、丧葬的费用，并资助子弟读书。范氏义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机构之一，从北宋一直运作到清朝，延续了近九百年，这充分体现了范仲淹超越时代的远见和博爱精神。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范仲淹一生的关键节点与贡献，特整理其生平大事如下：

范仲淹的一生，是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不仅在文学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更在政治、军事、教育、慈善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先忧后乐”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激励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直至今日，当我们重温范仲淹的事迹与思想，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精神震撼与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