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里可温教传入中国

也里可温教传入中国

也里可温教，是元代对中国境内基督教各派别的统称，主要指景教（即东方亚述教会）和当时新传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其名称源自蒙古语“Arkägün”，意为“有福缘的人”或“奉福音者”。也里可温教的传入与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它上承唐代景教的余绪，下启明清天主教的东渐，深刻反映了蒙元时期欧亚大陆的宗教与政治互动。

也里可温教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公元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标志着基督教首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景教在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后渐趋式微，但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契丹、蒙古等部落中仍有留存。至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和丝绸之路的再度畅通，景教与天主教共同以“也里可温”之名重新进入中原。

蒙古帝国时期，宗教政策相对宽容。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为也里可温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在蒙古宫廷中，有许多景教信徒担任要职，如克烈部的长老扫马和马可，他们不仅是虔诚的修士，还曾作为伊儿汗国的使者访问欧洲，会见了教皇和各国君主，成为中西宗教外交的重要桥梁。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东来，是也里可温教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古，试图与蒙古结盟并传播天主教。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前往中国，他于1294年抵达元大都（今北京），成为首位在华建立天主教区的主教。孟高维诺在北京修建教堂、翻译经文、发展信徒，甚至为一些蒙古贵族施洗，取得了显著成果。

也里可温教在元代的传播，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认可与支持。元朝政府设立了崇福司，专门管理也里可温教事务，与管理佛教的宣政院、管理道教的集贤院并列，体现了其官方地位。根据现存史料，也里可温教徒在元代社会中分布广泛，从大都、杭州等中心城市到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均有其活动踪迹。

也里可温教的传播并非孤立进行，它与当时的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并存互动。在元朝宫廷的宗教辩论中，也里可温教教士常与其他宗教代表进行论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思想体系的交流。同时，也里可温教在艺术、医学、天文等领域也有所贡献，例如一些景教徒精通医术，在元朝太医宫中任职。

然而，也里可温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面临诸多挑战。其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异、不同基督教派别之间的竞争、以及元朝后期政治动荡等因素，都制约了其深入发展。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里可温教在中国逐渐消失，其信徒部分融入本土宗教，部分重返中亚。

尽管也里可温教在元亡后中断，但其历史影响不容忽视。它保留的十字寺遗址、叙利亚文碑刻（如《大兴国寺记》碑）、以及《马可·波罗游记》和《孟高维诺书信》等文献，为后世研究元代基督教提供了珍贵资料。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时，曾寻访也里可温教的遗迹，试图连接两个时代的传教事业。

综上所述，也里可温教的传入是丝绸之路宗教交流的典范。它依托于蒙古帝国的庞大疆域和开放政策，将基督教再次带入中国，并在多元文化中寻得一席之地。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东传的壮阔图景，也为理解元朝社会的宗教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视角，是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持续对话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