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北洋水师与甲午海战的关键人物

李鸿章，晚清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和实际统帅，其命运与甲午海战的结局紧密相连。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领军者，更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先驱。然而，他倾注心血打造的这支亚洲第一舰队，最终在1894年的中日对决中惨败，其个人声誉也随之跌入谷底。评价李鸿章与北洋水师，不能脱离晚清积贫积弱、制度腐朽的大背景，他是一个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复杂人物，其功过是非至今仍是历史学者争论的焦点。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在两次战争的惨败中惊醒，意识到建立近代化海军的重要性。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自19世纪70年代起，他极力倡导并主持海军建设，其核心成果便是北洋水师。李鸿章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了“扬威”、“超勇”等巡洋舰，之后又委派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了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内的一批主力战舰。其中，“定远”和“镇远”排水量均超过7000吨，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战舰，它们的服役标志着北洋水师在纸面实力上达到了顶峰。

在李鸿章的大力经营下，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成军。下表简要列出了其鼎盛时期的主要舰艇构成：

然而，表面的强大之下暗藏着深刻的危机。自北洋水师成军后，清政府，尤其是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认为海军建设已臻完善，加之国库空虚，便大幅削减甚至停止了海军经费的投入。这笔宝贵的资金被挪用于修缮颐和园等皇家工程。这使得北洋水师在成军后的关键六年里，未能添置一艘新舰，也无力更换已经落后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日本举全国之力扩充海军，其舰艇在航速、速射炮数量等方面迅速超越了北洋水师。李鸿章曾多次上奏请求拨款，但均收效甚微，这为后来的战败埋下了伏笔。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爆发了决定性的黄海海战。战斗异常惨烈，北洋水师在提督丁汝昌的指挥下，以横阵迎敌。虽然官兵作战英勇，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舰体重伤后下令撞击日舰“吉野”，最终与舰同沉；“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亦战至最后一刻。但由于战术指挥僵化、舰艇老化、弹药匮乏（甚至存在假冒伪劣炮弹）、以及日舰速射炮的火力优势，北洋水师遭受重创，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战舰，虽然核心铁甲舰“定远”、“镇远”得以保全，但从此退守威海卫，丧失了黄海制海权。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采取了“避战保船”的保守策略，命令舰队龟缩于威海卫基地。这一决策在后世备受争议，被认为是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之一。1895年初，日军陆海夹击威海卫。在外无援兵、内部投降派势力抬头的绝境下，北洋水师残部在刘公岛进行了最后的抵抗。提督丁汝昌在拒绝日军的劝降后，服毒自尽，以死殉国。随后，残存的“镇远”、“济远”等十余艘舰艇被日军俘获，标志着北洋水师的彻底覆灭。

作为战败国的全权代表，李鸿章被迫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方谈判。1895年4月17日，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纵观李鸿章与北洋水师的兴衰，其悲剧根源远超个人能力的范畴。它是晚清政治腐败、制度落后和综合国力衰弱的集中体现。李鸿章本人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僚，虽有励精图治之志，但其思想仍局限于“中体西用”的框架内。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扩充个人政治资本的“准私家军”，在建设和管理上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和官僚习气，例如与南洋水师等派系的资源争夺。这支舰队未能真正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系，其失败从诞生之初就已注定。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的一生缩影了古老帝国在近代化浪潮中的艰难挣扎与悲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