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书院文化兴起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格局剧烈动荡、文化思潮深刻转型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书院文化不仅未曾凋零，反而迎来了一个空前兴盛的发展阶段。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官学衰落、理学北传、民族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教育的基本格局。

宋代书院的奠基与南宋的鼎盛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本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至北宋，私人讲学的书院开始勃兴，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说法不一，通常包括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等）。北宋书院虽盛，但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三次大规模的兴动（范仲淹庆历兴学、王安石熙宁兴学、蔡京崇宁兴学）所建立的官学体系所覆盖。然而，至北宋末年，官学因科举利诱和形式化而逐渐僵化，其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南宋时期，书院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官学在战乱中遭到破坏，教育出现真空；二是理学（即道学）的成熟与传播亟需稳固的阵地。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自觉地将书院作为研究、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基地。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亲手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此举标志着书院教育精神的正式确立，其内容远超科举应试，重在人格修养与学术追求。此外，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更是留下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吸引了上千学子听讲，开创了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此时的书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出现了“官学化”的趋势，但其内核仍是自由的学术探讨。

下表列举了南宋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书院及其特点：

蒙元初期的文化政策与书院的存续

十三世纪初，蒙古铁骑南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在征服过程中，许多南宋书院毁于战火，如岳麓书院就在1235年的长沙之战中被焚毁。然而，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蒙古开明政治家，已意识到单纯依靠武力无法长久统治广大的汉地，开始推行“汉法”。蒙元统治者对书院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破坏到承认、再到扶持的转变过程。

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这一政策趋于明朗。忽必烈重用儒士，如刘秉忠、许衡等，设立集贤院管理天下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谶等事，后来也兼管书院。尤其重要的是，元朝政府对于民间恢复或新建书院，大多采取鼓励态度，并予以“赐额”承认其合法性，甚至委派山长、拨付学田。这使得书院在元朝不仅得以幸存，其数量反而大幅超过宋代。

宋元之际书院兴起的深层动因

元代书院的“繁荣”，有其复杂而特殊的时代背景。

首先，是官学体系的相对薄弱。元朝虽设有国子学、路府州县学等官学系统，但其规模和完善程度远不及宋代，且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色彩（蒙古、色目人享有特权）。这使得广大汉族士人，尤其是南人，进入官学体系的渠道相对狭窄，转而将求学的希望寄托于书院。

其次，是理学的北传与官学化。南宋时期，理学主要在南方传播。元军南下后，俘获了大量南宋儒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赵复。他被姚枢发现并送至燕京（今北京），在那里建立了太极书院，系统地讲授程朱理学。此举使得理学首次大规模地传入北方，影响了许衡、郝经等一批北方学者。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更明确规定考试内容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理学从一种民间学说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其传播主阵地的书院，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最后，是士人“学统”意识的强化。宋元鼎革，对于深受儒家“华夷之辨”影响的南宋士人而言，是巨大的文化冲击。在政治上无法与新朝合作，或不屑于合作的情况下，他们退入学术领域，将书院视为保存华夏文化“学统”的堡垒。通过讲学授徒，他们维系着文化的命脉，表达着不合作的政治姿态。这使得书院承载了超越教育本身的文化使命。

元代书院的特点与影响

元代书院在继承宋代传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官学化程度加深。书院的山长由朝廷或地方政府任命，纳入官僚体系，享受俸禄。学田的来源也更多地依赖于官方拨付。这保证了书院的经济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学术独立性。

二是地域分布的扩展。随着理学的北传，书院这种教育形式迅速在北方地区普及开来，改变了以往书院集中于江南的格局。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都建立了书院。

三是祭祀功能的突出。书院除了教学，祭祀先儒是另一项重要活动。元代书院普遍祭祀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宗师，通过这套祭祀体系，强化了理学的道统观念，也巩固了书院在儒学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据学者统计，元代新建及修复的书院数量相当可观，其分布如下表所示：

结语

综上所述，宋元之际书院文化的兴起，是一个在政治乱世中文化生命力的顽强彰显。它起源于宋代尤其是南宋理学家们的实践与理想，在元朝特殊的民族政策和文化环境下，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以一种“官学化”的形式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和空间上的拓展。书院在元代，成为了维系儒学道统、传播程朱理学、培养士人群体的核心机构，为明清两代书院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在面临外部挑战时，其内在的韧性与强大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