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也先犯京师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震撼了大明帝国的统治核心——北京，史称土木堡之变及其后续的瓦剌也先犯京师。这一事件不仅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与民族关系。

瓦剌，作为蒙古高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明初并非最为强大的部落。然而，在首领也先（Esen Tayisi）的领导下，瓦剌通过一系列军事与政治手段，逐步统一了蒙古诸部，势力急剧膨胀。也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利用明朝给予的朝贡贸易特权，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同时对明朝边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危机的直接是朝贡贸易纠纷。明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朝贡体系

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御驾亲征。尽管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人极力劝阻，但英宗和王振仍执意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北上。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准备仓促，组织混乱，指挥失当。明军行至大同后，因前线战事不利和王振的恐惧，又仓促决定回师。在撤退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屡次改变行军路线，导致大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也先率领的瓦剌骑兵追上并包围。

土木堡一战，明军惨败，精锐损失殆尽，随行文武大臣数十人战死，最令人震惊的是明英宗本人竟被也先俘虏。这一消息传至北京，举国震动，明朝陷入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

以下表格简要列出了土木堡之变前后的一些关键数据对比：

英宗后，北京城内陷入一片恐慌。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于谦为代表的抗战派力挽狂澜。他们首先挫败了部分官员南迁的都城提议，坚定地主张坚守北京。同时，他们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泰帝，稳定了政局，使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企图落空。

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挟持明英宗，率领瓦剌大军突破紫荆关，直逼北京城下，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当时北京守军不足十万，且多为老弱残兵。于谦临危受命担任兵部尚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调集各地勤王部队、紧急招募民兵、加固城防、储备粮草，并亲自披甲上阵，指挥22万军民分守九门。

也先最初企图利用明英宗作为筹码，逼迫明朝开城投降，但遭到严词拒绝。于是瓦剌军队对北京各城门发动猛烈攻击，特别是在西直门和德胜门外战斗最为激烈。明军在于谦的指挥下，不仅坚守城池，还主动出击，使用火器给瓦剌军队造成重大伤亡。经过五天的激战，也先部队损失惨重，加之天气转寒，后勤补给困难，又担心各地明军援兵断其归路，不得不于十月中旬下令撤军。明军乘胜追击，在沿途不断袭击撤退的瓦剌军队，最终成功将也先部队逐出塞外。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拯救了明王朝免于重蹈北宋靖康之变的覆辙。此战之后，也先的势力开始逐渐衰落。他被明廷送回后，在蒙古各部中威望大损，最终于景泰五年（1454年）在内斗中。明英宗则在也先失败后获释回京，数年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帝位。

瓦剌也先犯京师事件对明朝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暴露了明朝军事体系的脆弱性，促使明廷开始改革京营制度，加强边防建设；其次，这一事件导致了明朝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明初的积极进取转向保守防御；最后，它深刻影响了明朝的政治格局，宦官势力一度受挫，文人官僚地位上升，但英宗复辟后又引发了新的政治动荡。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展现了在民族危机面前，于谦等爱国官员挺身而出、保卫家园的英勇精神，也揭示了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强大帝国背后可能隐藏的统治危机。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