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西南部,景县、故城、枣强三县交界处）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
汉代尊儒之风如此盛行，离不开董仲舒的功劳。他针对朝廷所求治国方略，提出应当把汉武帝赏识，最终，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之后，儒学正式登上中国社会舞台，成为封建朝代正统思想，影响后世长达两千余年。以今天的角度看待，他创出的“天人思想”依旧有着深刻价值，散发着独特魅力。
不过，人们在谈及这以思想时，总会主观上将它当做封建迷信的“宗教神学”，从而，忽略董子思想的内在价值。其实，回顾历史，追随至上古时期，那时的宗教信仰、思想哲学，不就是通过对上天的信仰衍变而来吗。
董仲舒学说中，最大的特色就是重塑至高无上的上天威权，甚至于超越传统的诸神信仰、上天信仰。他的野心很大，敢于探究“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创出一种“天的哲学”，从而，制造非理性背后的“神秘”感受、意识或经验。
这是一种特殊且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简单来说，董仲舒需要借助天的威势使众生产生一种畏惧感。
董仲舒思想中的“天”与西方的“上帝”有着本质不同。“天”是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人格化的至上神，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权。同时，“天”又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整体，它即无限又独具内涵，统摄世间万物，包含着整个宇宙。
关于它的内容组成，大致分为十项，即：
“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由此可知，通过“天端”推演，可得出，宇宙间的事物发展规律、数量及其生成、变化与理则等方面。
而且，在董子思想中，还有一大特点与西方宗教信仰不同。西方人在“上帝”面前，会有一种“渺小卑微”的自卑感受，但在董子思想中，这种情况是不存的。且来看十大“天端”内，“有“人为一端”存在，可见“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这么两句话：“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其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意思即：通过直接贬低“物”的价值，进而衬托“人”的作用，从侧面拔高人的尊贵，摆脱渺小的感受。
但这样会使人产生误解，认为“人”凌驾于“天”之上，董仲舒随即又补充：“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这句话意思为：“人之所以尊贵，是相比于“物”，而不是“天”。”
显然，董仲舒依旧认为“天”是最尊贵的存在，不过“人”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其他天端，它虽是“天”造，却是极为接近“天”的存在，因此，“人”才是万物中最为尊贵的一端。“人”为天下贵，这是汉代学者的普遍共识。但董仲舒觉得，常会有人将它与物混为一谈，便对此加以区分，并在人、物之间增设了一道鸿沟。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拉开两方差距，突出“人”的尊贵及天人之间的相类相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使天人之间与君主统治产生联系，毕竟董仲舒所立的“天人宗教”是为帝王服务的，以治国安邦为主。他根据政治需求，不断完善这套思想体系，使之更加符合当代政治观。像推行的“天人感应”理论，必须配合帝王统治方能得到实现。
那么，董仲舒为何如此执着于“天”?
由上文可知，上古三代先祖对上天有着独特的信仰，董仲舒需要借此塑造威权，引百姓敬畏、尊奉。他营造一种神秘、独特的思想氛围，并加入诸多政治理念，以达到治国效果，显然，这是一种政治需求。另外，古时皇帝有“天子”之称，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正是利用万民对天的敬畏，稳固西汉统治，这是古时常见的“奉天而治”。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天”的含义，那么，我们则很容易将其与“宗教神学”联系到一起。其实，抛去浮华，综合当时西汉政治的需求，我们很容易分析出董子思想背后的意图。《汉书》则对其评价道：“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