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这个世上，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希望，也才能尽情享受生活。可是也并非所有长寿的人晚年都能过得如此幸福，比如活了83岁的周作人，其晚年不仅过得很痛苦，而且只能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艰难度日。
说起周作人，大多数人对他早有耳闻，毕竟他的兄长就是鼎鼎有名的大文豪鲁迅。周作人的名气虽然没有鲁迅那么大，但他的文学作品却丝毫不比鲁迅少，只是后来由于他走了错误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人人唾弃的汉奸，连带着他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影响。而最凄惨的还是周作人的晚年生活，正如他所说“寿则多辱”，周作人的晚年状况令人唏嘘不已。
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是浙江绍兴人，起初他的家境还算殷实，祖父是晚清官员，但后来因为犯事下狱，他的父亲又重病在身，周家便没落了下去。
周作人自幼就在家乡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并在16岁时考上了江南水师学堂。在那里他苦读了6年，后来就随哥哥鲁迅去了日本留学。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次翻译外国小说和文章，并因此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1年时，周作人学成归国，并在北京大学任教，同一时间，他还经常参与社会活动，在当时的文学界享有不少荣誉。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被迫撤离北平，但周作人却留了下来，负责看守校产。
起初周作人并没有想过要和日本人合作，直到发生了一次神秘的枪击案后，他才接受了汪伪政府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正式和日本人合作。
客观来说，周作人并没有做过伤害同胞的事情，他之所以和日本人合作，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北京大学的校产，而且后来他也只是在文化上和日本人合作，所以只能算是文化汉奸。可是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毕竟还是成为了汉奸，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所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作人在北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给逮捕，并关押在了南京，接受法院的审判。
在法院审判过程中，因为有胡适等人的求情，最终周作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不过在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他就被保释出狱，并回到北京。继续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来维持生计。此时的周作人已经65岁高龄了，他在年轻时，社会身份和地位都不低，所以收入也比较高，可是为何到了晚年时期却过得异常凄凉呢？
其实周作人出狱后，就成为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每个月只要按时交稿，就可以预支到200元的稿费。这笔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大收入了，所以他也等于有了一笔固定收入。而且由于他生活困难，后来还被特批将200元改为了400元，由出版社负责增发。
当然这只是周作人其中的一笔收入，事实上，当时他一共有四笔收入，除了特定的稿费以外，还有他为周刊杂志写作而带来的收入。
在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并回到北京八道湾居住以后，他就开始给《亦报》写小文章，之后，几乎每天或者间隔一天就会刊登一篇小文章，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在此期间，周作人一共发表了908篇文章，而《亦报》每月则给他支付稿费。后来，周作人又分别在《旅行家》、《工人日报》、《读书时报》、《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大概有120篇左右。
到了1960年时，周作人还偶尔会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虽然不知道具体数量有多少，但因为香港报刊给出的稿费相当高，再加上内地的各种稿费，在这段时间里，周作人的稿费应该是相当丰厚的。
周作人的第三笔收入来自译书方面。从1950年开始，他在之后的十几年中，翻译过多部外国小说，比如《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古事记》等，这笔稿费也非常丰厚。而最后一笔收入则来自亲朋好友的援助。
周作人曾经把朋友援助他的每一笔收入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不管是经济上的援助还是物质援助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其物资也都非常多，光是鲍耀明就先后给他寄了各种奶粉、咖啡、猪油等食品或药物不下50次。
除了以上四笔收入以外，周作人还有两笔数目较大的收入，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日记卖给了鲁迅博物馆，一共得到了1800元。由此可见，周作人每个月的收入都还算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我国刚刚建国，国内百废待兴，百姓们生活艰难，物价自然也比较低，相比之下，周作人简直就是有钱人了。可既然他的收入这么高，为何还会喊穷呢？
根据相关记载，周作人晚年最大的开支就是治病，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和弟媳身体都不好，几乎每天都要看病吃药，一个月下来，光是治病的费用就是几百元。此外，周作人每个月还要接济长女一家的生活，接济费用平均每月40元左右，直到1965年为止。
而且周作人出手向来比较大方，如果有朋友来家里拜访，他总会回送朋友一些礼品或旅费，如果朋友有困难，他也会尽量帮助对方，所以一个月下来，也需要不少开支。
而在周作人个人的生活中，也并没有特别地节衣缩食，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平常花钱也大手大脚地，并不会刻意去精打细算，只有在钱花完以后，才会开始为钱苦恼。所以虽然晚年时期，他的收入远远不如年轻时高，但生活品质却并没有下降分毫，再加上有朋友不断地供给，使得他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他就更加不会刻意去节俭了。
除了以上的固定开支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开支，比如每年要交80元房产税，邮寄信件时的邮费等等。可以说，周作人前期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奢侈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但是从1965年以后，他的收入就开始变少，朋友对他的接济也在不断地减少。
此时的周作人虽然依然经常和朋友通信，却再也没有闲钱去买零食和点心了。
1966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人文社还取消了周作人每月固定的200元预支稿费，让他失去了公费医疗的同时，还没钱治病。再加上他的儿子又因为被错打成右派分子，降低了工资，他的儿媳也因此受连累，无法加薪，每个月只有70元工资，这些都导致他们一家的生活极为拮据，全家人就靠着儿媳那点薪水生活了。
在1966年8月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周作人家里，要对他进行批判。这些红卫兵先是打砸了周母的牌位，接着又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一边逼迫他交代罪行，一边用皮带抽打他。而周作人的儿子也同样被拉了出来批斗，情况极其惨烈。
在这过程中，周作人正式停笔，他的儿子也被打瘸了腿，家里更是被这些红卫兵搜刮得一干二净，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周作人一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周作人就跪在屋前冰冷的地上，接受着批判，下雨的时候，儿媳曾恳求红卫兵让他回来屋子里，可红卫兵起初并不肯，后来还是考虑到不能让周作人死了，这才让人把他抬进浴室里。周作人在这个浴室里待到了秋冬，后来由于浴室潮湿寒冷，实在无法过冬，周作人又被准许挪进了厨房。这个厨房从来没有住过人，四面漏风，摇摇欲坠，还是儿媳赶忙修补一番，这才勉强住得下人。
周作人被关在这个小棚子里，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他整日躺在木板上，脸色苍白，衣衫褴褛，已无力起来，可那些红卫兵却还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他，叫他起来。在吃的方面，当时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个月10元，他们还吩咐粮店只准卖粗粮给周家。所以周作人一日三餐都是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因为营养不良和长期躺着，周作人的双腿很快就浮肿起来。
到了1966年末，周作人再也无法忍受，他多次给周恩来写信，请求他批准自己服用安眠药安乐死。可还没等到政府同意，周作人就在次年的5月6日这一天猝然去世了。
周作人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年轻时的他曾意气风发，名利双收，到了晚年时期，却过得甚是凄凉，尤其是在临终前的最后那几个月，更是受尽了折磨和屈辱，完全印证了他的那句“寿则多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