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热潮，人们无不狂热追捧西方文化并以此为荣。唯独有一个精通9种语言、曾获13个博士学位，脑后拖了一根长长辫子的中国人，致力于“东学西渐”，以一己之力源源不断地向西方宣传和推介中国文化，由此名声大噪，成为西方人最崇拜的中国学者。这个人就是被世人誉为“清末怪杰”的辜鸿铭。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到辜鸿铭名扬中外时，中国一直都处于丧权辱国的屈辱时代，中国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人眼中是最没地位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无疑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他以文化的力量征服了西方人，赢得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可和尊重，西方人甚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在那个时代，毋庸讳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本文不提辜鸿铭的学术成就，仅以辜鸿铭身上发生的若干趣闻，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西方人会如此崇拜辜鸿铭。
1877年，20岁的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精通9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
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目了。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尤其精湛娴熟，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林语堂更是盛赞辜鸿铭的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者”。
1917年，受学弟北大校长蔡元培热情邀请，辜鸿铭到北大教授英国文学。中国近代教育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正是北大学生，据他回忆，辜鸿铭第一天到北大上课令人印象深刻。
辜鸿铭拖着条大辫子，大摇大摆地走上北大文学院的红楼，到了教室，他先给学生约法三章：一是他进教室的时候学生都得站起来，上完课要他先出去学生才能出去；二是不管是他向学生问话还是学生向他问话，学生都得站起来；三是他指定要学生背的书，学生都要背，背不出不能落座。
辜鸿铭认为一个“背”字就是学习外语的精髓所在，他通过背下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让自己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终其一生都保留了背外语的习惯。辜鸿铭老年时，他的学生凌叔华曾亲耳恭听他一字不漏地背诵弥尔顿长达一万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让凌叔华佩服得五体投地。
辜鸿铭非常欣赏儒家学说的救世价值，坚信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1893年他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文案时，有外国人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
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当即说：“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道。如果今天大家都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应答。
辜鸿铭脑后拖着的那根长辫子大概要算是他的标志之一了，他这辫子，并不是仅仅为了复古而留。早在英国留学时，他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满清人硬栽上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
辜鸿铭的辫子在北大校园里实在太过于惹眼了，难免引起众多学生对他辫子的猎奇和嘲讽，辜鸿铭也心知肚明，于是，一次上课时他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学生们闻言顿时一片静默。
辜鸿铭学贯中西，西方人对他推崇到了什么地步呢？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犀利与幽默。
在北大能入辜鸿铭法眼的没有几个，就是赫赫有名的胡适在他眼中也不值一提。他曾批评胡适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他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而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他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的？
就连北大那些处处高人一等的洋教授见了辜鸿铭也不得不屏声敛气，生怕得罪了这个“学霸”。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拖着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头子，不觉为他的怪模样失态发笑。
辜鸿铭并不生气，他走到这个英国教授面前，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这位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丑态百出，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身为张之洞洋文案（洋文秘书）的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20年中国书！”
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做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据说早在辜鸿铭还在爱丁堡留学时，有一次上了公共汽车，他故意买了一张英文报纸倒过来看，惹得旁边的英国人哈哈大笑，认定这个看似乡巴佬的家伙根本不懂英文还要学人附庸风雅。
辜鸿铭等他们笑够了，这才把报纸一收，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淡定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简直没有意思。”旁边的英国人目瞪口呆，车到站了，辜鸿铭从容地走下车去。
在那个中国人一直被西方轻视的时代里，辜鸿铭总是不放过任何给中国人争脸的机会。而如果有谁不是发自内心真正尊重他、欣赏他，他也会毫不给对方面子。
1920年，毛姆来到中国，想见一见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的辜鸿铭，他的朋友特地写了张便条请辜鸿铭到毛姆的住处一叙。
可是左等右等，辜鸿铭就是不来，毛姆无奈，只好自己找上门去。一见面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道：“你们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并不起眼的四合院里，许许多多漂洋过海慕名而来的洋学者们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朋友或谓此灯太暗，辜鸿铭郑重地教训道：“我们东方人，讲明心见性，人如果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洋人专注重外表！”
1927年，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种礼贤下士的影子，转身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