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
“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
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