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我们今天可能仍难以介绍陈寅恪。这位不世出的人物，当时、后来以及今天都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只是人们至今少能准确地理解他。人们多随喜般地称赞他的学问、他的个性；甚至人们也多少了解陈先生在艰难环境中对学问、精神自由的坚守，但人们很少总结出这个中国人给我们带来的荣誉、精神成果以及他对现代大学教育和人生教育等的启示和个人革新……
谈起陈寅恪，总让人想到唐人诗：“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是的，按亲友俞大维的说法，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但因为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他的双目失明，使得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有人说，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虽然如此，陈寅恪并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谈论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一向“大胆怀疑”的胡适谈起陈寅恪则用了“当然”两个字，他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目高于顶的学者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并未能实现他的治学梦想。但这不妨碍他得到人们的尊重，不妨碍他的敌人、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的重视，不妨碍他的讲课由学生笔记下来仍成为史学经典。万绳楠教授就把当年的笔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整理出版，感叹他的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创造性。
他的一生当时以至于今天都是传奇，易中天在《劝君免谈陈寅惴》的文章中就曾着眼于他的传奇：“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
因此，谈论陈寅恪需要很多参照。只有这些参照足够多，也就是说，谈论陈寅恪的视野进入到文明的核心或文化的高峰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够在东西方的上层社会都得到重视？如果说，人们封孔子是大成至圣，那么无数人谈论陈寅恪的结论就是一个“大成至学”。如果说，章太炎生前感叹：他死后，华夏文化亡矣！那么，在陈寅恪那里，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仅只是书斋里的腐儒或遗老遗少，即使称其遗老者，也会承认陈寅恪用世极深。1940年，为中央研究会选举，陈寅恪专程前往重庆，对他来说，“来渝只为胡先生”，为了给胡适投下他的一票。在选举期间，蒋介石宴请了陈寅恪等人，陈为此赋诗：“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表达了他对蒋的失望。
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做挡箭牌”。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难逃政治阴影的笼罩，但陈寅恪绝非遗老遗少，也非阿谀奉迎的北门学士，他出入自如、坦坦荡荡。他的答卷比严复、鲁迅、胡适、顾准等人更要高远，郭沫若等人当然难以望其项背。
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远远超过了他的中国学界同人，而直接跟20世纪世界知识的前沿或高端——存在主义等现代性的寻找和认同同步。他是真正的存在者，他不在时尚里，他旁观并介入时代，他是一个以自身方式来存在的不在之在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