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徐志摩以及吴宓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陈寅恪对如何选择婚姻与爱情有着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由此可见，陈寅恪的重心在学术事业而不在儿女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已经36岁“大龄”的陈寅恪，不仅尚未成家，甚至连恋爱经历也没有。父亲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此时才感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宽限时日赶紧张罗。
民国史学界，盛名最炽者莫过于陈寅恪，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如果没有陈寅恪，或许无人会听说唐筼，殊不知唐筼也是一位北洋新女性，祖父唐景崧，清同治四年进士，爱国将领，她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虽然陈寅恪对儿女私情并不热衷，可是当爱情来敲门的时候，他也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迅速地坠入了爱河。有一天，陈寅恪和几位清华同事闲谈，其中一位偶然提及，他曾在一位名叫唐筼的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着的一幅诗幅，这位同事说，当时让自己感到费解的是，诗幅的落款，是一个名叫“南注生”的人。
他不知道“南注生”是什么人，所以就借闲谈之机想请教一下博学多才的陈寅恪。陈寅恪略一思索，说道：“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彼时，陈寅恪读过唐景嵩的“请缨日记”，于是便有了想认识女教师的想法。
后来经同事介绍，陈寅恪认识了唐筼，此时的唐筼已是漂在北京的大龄“剩女”。缘分天注定，在之后的接触和交谈之中，他们不断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即使放到现代，也足可以称得上是“剩男剩女”了。
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更多的是苦难和磨难。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开入北平。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痛心疾首、气绝而亡。然而，祸不单行。就在为父亲治丧的时候，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发现竟然是右眼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手术，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
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如何能安心养病？陈一家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在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上，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女儿才9岁，小女儿还不到半岁，而陈寅恪夫妇又双双患病在身。对于他们来说，这条从北平到长沙的逃亡之路，可谓十分凶险。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是年夏，陈寅恪和妻女在香港会合，准备迁往英国。不巧的是，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们只能滞留在香港。
1941年，香港也被日本人占领，当时生活物质极度匮乏，陈寅恪时当之无愧的“国宝”，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香港司令就派人送去好多袋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但宪兵往屋里搬，他们夫妻就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陈寅恪夫妇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直到1944年底，陈寅恪已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1945年，陈寅恪在国内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半年后，牛津大学再次向他发出邀请，并请他赴英国治疗眼疾。
来到伦敦之后，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亲自主刀，给陈寅恪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之后，他的视力终是复明无望。陈寅恪，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了眼睛，他以何为业呢？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他凄然落笔，“去年病目今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此后的日子，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手笔。
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陈寅恪暮年曾对身边的人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
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命运带给一个自负、自傲与清高的生命，怎样的一种凌辱！幸运的是，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69年10月，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
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唐筼作为一位北洋新女性，德才兼备，却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生死相随。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让快餐式爱情的现代人汗颜。
陈寅恪曾提出“五等爱情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
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等。
三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爱了，也有过肌肤之亲，然后就再也放不下了，如司琪和潘又安。
四等，“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这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的，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
五等，“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对于见一个看上一个的花心大萝卜，这样的感情已经不能称为爱了，是对爱的亵渎。
若依陈寅恪的爱情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唐筼的作为，爱到为他生，为他死，却生生提到了一等爱情，“甘之为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