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研究 词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在宋朝最为繁荣，而到了清代，也散发不小的光芒，清代有不少词派的划分，常州词派就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社会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代表人物
张惠言(1761-1802)是学者，又是古文“阳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词人。他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选择精严，并附当世常州词人以垂示范，显示一个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结起来的词人群体的存在，因此，《词选》成了一面开宗立派的旗帜。他所写《词选序》全面阐述自己词学理论：主张尊词体，要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茗柯词》骋情惬意，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干净，无绮靡浓艳之藻，抒发怀才不遇、飘泊无依和羁缚受制等心绪，词旨常在若隐若现之间。如《木兰花慢·杨花》名为咏物，实为抒怀，借杨花吟咏身世之感，体物形神兼备，抒情物我合一，在描摹杨花里寄托追求、失望、游转无定和历经坎坷的心态，是以物写情的传世名作。
周济
周济(1781-1839)，他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对词的比兴寄托，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命题，被认为“千古文章之能事尽矣，岂独填词为然”(谭献《复堂日记》)。在正变理论上，他以宋四家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了时尚，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开来，笼盖晚清时期的词坛。但周济创作与理论脱节，对艺术审美和技巧认识较精密，个人词作却未尽如人意。
创作倾向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