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 、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禅师管理寺务。1953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住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宽霖法师多次被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受到了种种精神上的虐待。这时法师已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着一些未离寺的僧众，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1978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委任为文殊院方丈，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寺院弘法活动。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为了佛教的复兴，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化。1986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祝圣寺方丈，他不顾年迈途远，到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并常去照应寺务。
1993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掺扶着升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他谆谆告诫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
1980年以后，宽霖老法师除了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成都市、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务。1999年6月8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寿95岁，戒腊80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