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馏酒与酿造酒相比，在制造工艺上多了一道蒸馏工序，关健设备是蒸馏器。故蒸馏器的发明是蒸馏酒起源的前提条件，但蒸馏器的出现并不是蒸馏酒起源的绝对条件。因为蒸馏器不仅可用来蒸酒，也可用来蒸馏其它物质，如香料、水银等。
关于蒸馏酒的起源，从古代起就有人关注过。历来众说纷纭。现代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仍在进行资料收集及研究工作。随着考古资料的充实及对古代文献资料的查询，人们对蒸馏酒的起源的认识逐步深化。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酒的蒸馏，而且还涉及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蒸馏器。
关于蒸馏酒的起源，主要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是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何时？其二是我国的蒸馏器或蒸馏技术是从外国传入的，还是本国发明的，或者我国的蒸馏器或蒸馏技术是否向国外输出？
记载
所谓“溜酒”（即蒸馏酒），先秦时代尚未之有。有之，则自唐代始。法国《世界风俗·酒》载：“中国酿酒，远在基督纪元前已知之；阿刺吉酒，纪元前八百年印度已有制者。”魏曹操禁酒，人窃饮之。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其非蒸馏酒无疑。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二《谷部》云：“烧（溜）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人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以“溜酒”起于元代，太迟，亦有问题。
“溜酒”之名，早已见于唐诗。《荔枝楼对酒》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唐诗亦有“久闻成都溜酒香，不思自身人长安”之句，可见唐代已有蒸馏酒。（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元代时外国传入说
清代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中说：“盖烧酒名酒露，元初传入中国，中国人无处不饮乎烧酒”。章穆的《饮食辨》中说：“烧酒又名火酒，《饮膳正要》曰‘阿剌吉’。番语也（外来语——著者注），盖此酒本非古法，元末暹罗及荷兰等处人始传其法于中土”。
至于烧酒从元代传入的可信度如何，曾纵野先生认为，在元时一度传入中国可能是事实，从西亚和东南亚传入都有可能，因其新奇而为人们所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曾纵野：“我国白酒起源的探讨”，《黑龙江酿酒》，1978年）。
宋代时已存在说
这个观点经过现代学者的大量考证提出的。现将主要依据罗列于下。
（1）宋代史籍中已有蒸馏器的记载
宋代已有蒸馏器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五中记载了一例蒸馏器，用于蒸馏花露。宋代的《丹房须知》一书中还画有当时蒸馏器的图形。吴德铎先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至迟在宋以前，中国人民便已掌握了蒸制烧酒所必需的蒸馏器。”当然，吴先生并未说此蒸馏器就一定用来蒸馏酒。
邢润川认为：“宋代已有蒸馏酒应是没有问题”（邢润川：“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何时？”《微生物学报》，1981年第8卷第一期）。从所发现的这一蒸馏器的结构来看，与元代朱德润在《轧赖机酒赋》中所描述的蒸馏器结构相同。器内液体经加热后，蒸汽垂直上升，被上部盛冷水的容器内壁所冷却，从内壁冷凝，沿壁流下被收集。
而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所记载的南番烧酒所用的蒸馏器尚未采用此法，南番的蒸馏器与阿拉伯式的蒸馏器则相同，器内酒的蒸汽是左右斜行走向，流酒管较长。从器形结构来考察，我国的蒸馏器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特色。因此也有可能我国在宋代自创蒸馏技术。
（2）宋代文献中关于“烧酒”的记载更符合蒸馏酒的特征
宋代的文献记载中，烧酒一词出现得更为频繁，而且据推测所说的烧酒是蒸馏烧酒。如宋代宋慈在《洗冤录》卷四记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拨其毒”。这里所指的烧酒，有人认为应是蒸馏烧酒。“蒸酒”一词，也有人认为是指酒的蒸馏过程。
如宋代洪迈的《夷坚丁志》卷四的《镇江酒库》记有“一酒匠因蒸酒堕入火中”。这里的蒸酒并未注明是蒸煮米饭还是酒的蒸馏。但“蒸酒”一词清代却是表示蒸馏酒的。《宋史食货志》中关于“蒸酒”的记载较多。采用“蒸酒”操作而得到的一种“大酒”，也有人认为是烧酒。
但宋代几部重要的酿酒专著（朱肱的《北山酒经》，或苏轼的《酒经》等）及酒类百科全书《酒谱》中均未提到蒸馏的烧酒。北宋和南宋都实行酒的专卖，酒库大都由官府有关机构所控制。如果蒸馏酒确实出现的话，普及速度应是很快的。
初创于唐代说
唐代是否有蒸馏烧酒，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烧酒一词首次是出现于唐代文献中的。如白居易（772-846年）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光”。陶雍（唐大和大中年间人）的诗句“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李肇在唐《国史补》中罗列的一些名酒中有“剑南之烧春”。因此现代一些人认为所提到的烧酒即是蒸馏的烧酒。
但从唐代的《投荒杂录》所记载的烧酒之法来看，则是一种加热促进酒的陈熟的方法。如该书中记载道：“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显然这不应是酒的蒸馏操作。在宋代《北山酒经》中这种操作又称为“火迫酒”。故唐代已有蒸馏的烧酒还难以成立。
起源于东汉说
在上海博物馆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该蒸馏器的年代，经过青铜专家鉴定是东汉早期或中期的制品，用此蒸馏器作蒸馏实验，蒸出了酒度为26.6-20.4的蒸馏酒。而且在安徽滁洲黄泥乡也出土了一件似乎一模一样的青铜蒸馏器。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吴德铎先生和马承源先生认为我国早在公元初或一、二世纪时期，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便已使用青铜蒸馏器了。
但他们并未认定此蒸馏器是用来蒸馏酒（吴德铎：“阿剌吉与蒸馏酒”，《辉煌的世界酒文化》，成都出版社，1993年）。吴德铎先生在1986年于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科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这一研究结果后，这一轰动世界科技史学界的论文引起了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巨著编撰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李约瑟博士的高度重视。并表示要对其原著作中关于蒸馏器的这部分内容重新修正。
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东汉已有蒸馏酒”（王有鹏：“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说”《水的外形，火的性格——深圳首届中国酒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东汉青铜蒸馏器的构造与金代蒸馏器的也有相似之处。该蒸馏器分甑体和釜体两部分。通高53.9cm。甑体内有储存料液或固体酒醅的部分，并有凝露室。凝露室有管子接口，可使冷凝液流出蒸馏器外，在釜体上部有一入口，大约是随时加料用的。
蒸馏酒起源于东汉的观点，暂时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仅靠用途不明的蒸馏器很难说明问题。另外东汉以前的众多酿酒史料中都未找到任何蒸馏酒的踪影，缺乏文字资料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