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记者：巫新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很高兴有此机会和您在新疆考古方面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
巫新华老师：太客气了！
阴差阳错习语言――歪打正着的“被就读”
本站记者：之前看了您的一些资料，您自幼生长在美丽的伊犁河谷，会说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对古代突厥语、回鹘文和梵文都有研究，还能阅读英文、德文以及日文的资料。可以说，您之前所有的知识储备都是为了后来从事新疆考古的，而这样的经历是一般人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么就先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走上新疆考古研究的道路吧。
巫新华老师：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走到这个行业，也是顺应发展，但实际上还是为了谋生，通过工作和学习，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够争取一定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那么神圣，这是一。我小时候生活在新疆的新源县，位于伊犁河谷的巩乃斯河谷，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大通道，同时也是整个中亚天山区水草最为肥美之处，历史上为草原部族争夺的重要栖息地；儿时与当地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接触较多，自然而然地我就会点儿哈萨克语。于是在1981年，我参加高考，之后就读于新疆大学，学习维吾尔语专业，学习这种语言也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求填一栏“服从分配”，也就是说，我们的专业和志愿是可以调剂的，由上级机构来调整。我是最末的一个志愿填报了新疆大学维吾尔语专业，当时在新大有这样的政策，重点大学有优先提档权，不论你填报在第几志愿，它就把你的档案拿走了，没有任何有可能对抗或者改变的机会。一个偶然的志愿填写，导致了一个强制性的被就读，这是当时的环境导致的，也就是说我学维吾尔语也并非完全自愿（大笑），跟你采访想要拔高的这个可能不太一样（笑）。
本站记者：那您可以谈谈您儿时的理想吗，您的家人对您又有什么期望呢？
巫新华老师：当时只是觉得能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求一个发展，很朴素很简单，没有太高的志愿，什么救国救民的想法啊都没有。每个父母当然都希望孩子能有出息，我们生活在天山深处，也算是个偏远的山沟，虽然现在看来山清水秀的，但那时候离大城市、离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得很，父母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来，但那会儿没有什么具体的期望。
新源县那拉提草原风光
本站记者：您在求学期间是如何逐渐掌握了那么多门语言呢？
巫新华老师：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开始了维吾尔语的学习，那时候进行的还不是研究，而是学习（笑）。当时恢复高考还不久，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像我这种情况被招进来，与其他优势、热门的专业一比较，都对这个专业没有太高的信心与热爱。因为我在新疆生长生活，之前有哈萨克语的底子，跟着一般的教学节奏，学习成绩特别是口语还不错，后来到本科毕业时，就留校工作了。为适应学校的工作的需要，教学上就是从本专业最基本的课程开始教起，研究上就涉及到突厥语族相关的一些语言的钻研了。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在新疆地区古代跟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相关的语言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古代突厥语和后来的古代回鹘语，因为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我在这两种语言上有了基本的了解，学起来也相对容易，这个是基础。语言纯粹是一种工具，而研究古代语言，就必然涉及到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这样因为工作的需要，就一步一步地又跟整个古代新疆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联系。要想在这样的学术机构里做出成绩来，就必须在自己已有的知识准备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进一步涉及到古代西域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要了解这一领域中古代语言、宗教的研究状况，就必须了解整个学界的情况。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在历史语言和整个中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着手地早，他们的基础和各方面的条件一直也较为领先，在过去的近200年中，在中亚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成果，做的比较好的国家首先是欧洲的几个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其次有亚洲的日本。我们要想熟悉他们的这些资料，用在大学的外语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就涉及到外语的进一步准备的问题，和你们现在读研的情况类似，要学一外、二外，若是要接着学中亚文化，在语言方面还得多用功，于是后来我又进一步学习了德语。在北京大学进修德语的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依靠纯粹的语言，要想把中亚的历史文化掌握好，不说登堂入室吧，至少能够在这方面开展工作，自己欠缺的知识还比较多，后来就想到了考研。在我们那个时期，在边疆地区留校或者在某个单位供职的人员，必须工作满六年才能另觅职业，于是在我在新疆大学工作满六年的时候，通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入了北大历史系隋唐史专业，学习中国古代史。在一个多学期以后，赶上了一个机会，东方学系季羡林先生要招一个梵巴语专业的研究生，那是一个大约四五个人的研究生小组，专门培养梵文的研究生。季先生看上了我的突厥语基础，希望我学完梵文以后，继续做中亚古代突厥语的研究，因此把我从历史系调到了东方学系学习梵文。从接触突厥语语族的一些现代语言开始，在业务过程中又接触到了古代突厥语、回鹘语等等，在后来的深造中又接触了一些中亚的古代语言如梵文等，再后来由于需要大量地翻阅外文材料又进行了德语、日语的学习，这些都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机会或者说是进一步发展。
顺风顺水学考古――知识准备加天性使然
本站记者：对于古代语言的研究，您为何没有一直专项从事下去呢？
巫新华老师：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起飞发展的阶段，因为经济发展还没到一定阶段，政府的支持、各方面的投入很小，学术界的发展还不像现在这样，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经济发展和其他的社会事务中。当时我们那批研究生很多都在想，在年轻的时候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学习这些语言，要是以同样的精力日后转行干任何一件事，恐怕会干得更好，社会回报也会更高，可见我们当时学习、做事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因为自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就一直继续做这一行。后来硕研毕业，得到系里的推荐和季羡林先生本人的保荐，让我直接读博，跟随季先生做古代突厥语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对纯粹的语言学习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纯粹的语言学习不是学术界最需要的一种研究手段，社会接触面和学术的使用面都很窄，又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从各个方面来看，对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后生活会很艰难；并且从我个人兴趣出发，还有其他对文化、对实际操作这方面工作的兴趣，于是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
本站记者：那您当时是如何接触到考古学这一领域的？
巫新华老师：在新疆所有的古代历史文献、物质文化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考古材料，大量的出土文物、遗址，都与考古有关，很多研究材料都是通过考古这一手段被发掘出来。在这一方面，我一是觉得自己天生有户外的爱好，二是考古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更为直接，对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更有帮助，更容易出成果，所以最后选择了考古专业。从北大的语言训练与学习转到了考古学的基本技能和专业训练，直到那时才可以说我跟目前的工作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我从199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了三年，于1997年毕业留所在新疆队工作。总的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喜逢青玉
千万百计做工作――办法总比问题多
本站记者：好的，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您在新疆从事田野工作的一些经历，发掘研究的心得吧。
巫新华老师：新疆这个区域比较特殊，处于中亚地带，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介区域，也是亚欧大陆的腹地，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在自然条件方面是一种极限环境。在这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由于大量沙漠环境以及绿洲环境的存在，导致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遗迹和大量珍贵的遗存得以保留，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可能。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至少是在之前的150年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对这个区域历史上的环境和国土方面的觊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些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遗址在鲜为人知、人迹罕至的沙漠中的存留，他们大量的进入与盗掘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形成了关于这一区域大批的研究材料。
沙漠考察小憩
在我介入新疆队的考古工作之后，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新疆地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开展，都跟国家的支持直接相关，国家支持的力度又跟国家发展的经济水平相关。那个时期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可以说只是一个维持，并且在新疆这个区域内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又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和相关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否则工作就很难开展。因此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别说去发现和发掘了，就连想要到达已被发现和盗掘过的遗址上去做调查，都是没有可能的。另一个情况是，我们的工作又面临着已经发现的、邻近绿洲或者交通线的这些便于接近的大遗址，已经由一些机构、地方机构介入开展工作的现状，如果我们接着去做，就必然跟地方的一些兄弟机构发生争夺与冲突，相处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建国几十年之后中央的学术机构跟地方相关机构一直有冲突的一方面原因。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当时想，在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待于发现的东西一定很多，在当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有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可以与地方的政府机构协作，因为在文化发展上，当地政府机构对自我的形象推广方面有需要，因此我们在行政区划内未探知的文化遗迹、遗产的再发现上，可以协作互动。在他们的支持下，以及中央、地方媒体的配合下，我在97-02年这六年期间，做了基本的田野调查，这一过程中基本上是依靠社会互动来做的，关照到了各个机构的利益，大家共同想办法来做事情。
首先是把塔克拉玛干、昆仑山、天山的重要区域做了一遍梳理，先后发现了至今依然在做工作的和田地区的策勒县达玛沟水系古代佛教遗址群，我们新发现了一些遗迹，而且距离绿洲比较近，可以开展工作，这是一；另外在昆仑山的克里雅河上游发现了流水古墓群；在西天山巩乃斯河谷发现青铜时代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比如大型聚落遗迹，诸如此类的东西发现了不少；后来发现了博格达雪峰冰川下的青铜时代早期大量的岩刻遗迹。我们就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工作。
2002年我们做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发掘，发现了中古时期亚欧大陆尤其是中亚地区最小的一座佛寺，大约2*2m2，也就不到4平方米的一座佛寺。随着它的发现以及学术界逐渐的了解与重视，国家文物局、自治区局，再加上我们所的推动，大概是05、06年，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的支持下，在丝绸之路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启动之后，它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小项目，配合保护建立了达玛沟佛寺一号博物馆，为之建立起来的保护措施也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样。随后进行的达玛沟区域的佛教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就一直被推动着，延续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三个遗址，即托普鲁克墩1、2、3号。在这个区域还发现了将近十五六个古代大型遗址，目前也申报了国家文物局继续进行工作的国家考古项目，考古调查发掘综合项目正进行中，同时当地政府和自治区文物局也在考虑把这个项目申报建设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保护等方面的工作都在推动中。这是我们的考古工作通过社会互动而得到管理机构和政府认可的一项工作。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南墙西侧武士细部
2号佛寺遗址、3号建筑基址全景（南向北拍摄）
随后在2003年，我们开始对先前发现的昆仑山青铜时代的流水古墓地进行发掘。03、04、05三年先后三次持续对古墓地的发掘，揭示了昆仑山深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代文化，也是一次进入昆仑山最远、在发掘工作最为艰苦的条件下自主进行的考古工作。流水墓地的考古发掘实际上揭示了早期昆仑山区域的古代文化，它和中原、西藏、亚欧北部草原地带存在很多联系，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获得了重视。目前提出对昆仑山流水文化进行命名，也基本上得到了认可，可以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的发现推动了昆仑山早期文化的考古进程。
另外，刚才提到的西天山的考古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还有博格达岩画的发现也是新疆早期岩画能够跟考古学材料进行印证的又一个发现，材料在陆续地公布之中。这些就是我这些年自己介入的新疆队的工作，多少也算有一点成绩吧，大致是这样。
博格达山冰川史前岩画――新疆首次发现以单纯几何刻划纹饰构图的岩画
本站记者：您对您的工作是否满意，在工作中有什么遗憾吗？
巫新华老师：也谈不上什么满意，但也基本上是尽心了，遗憾也谈不上有什么。以我们现阶段的条件，包括国家的支持力度，相较于以前大大改观了，现在只要自己愿意去做，用心去做，就有的是机会，没有什么遗憾，无非就是继续做工作吧。
排除万难跑野外――极限环境里拼的是毅力
本站记者：您说过，在新疆地区考古，拼的不是身体而是毅力。您能讲讲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趣事吗？具体一点的。
巫新华老师：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那里是一种极限环境，它的沙漠是干旱的极限，它的高山是一种高原的极限，只要进入这两种极限，必然就会有风险，因为相关的这样的区域一般都是无人区。在过去做工作的话，交通、通讯、后勤条件的保障程度很低，难免要出意外。例如2000年，为纪念中亚地区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此区域工作百周年，我们与北京电视台、新疆电视台等单位合作搞了一次《百年发现 世纪穿越》的大型科考节目，其中沙漠穿越活动的领队就是我，我们从和田河向东一直穿越走到克里雅河。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遗址要穿起来，从和田河的马扎塔格唐代的戍堡遗址出发，向东前往丹丹乌里克的一个有大量佛教遗迹的唐代聚落，往这个方向一直穿越，最后到达克里雅河的达利亚博依然后去看东汉时期的喀拉墩遗址。这个过程中全程采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因为沙漠里面没有水，我们的生活用水都由骆驼背着，在驼工管理出差错的情况下，骆驼打滚，把它们背负的大桶塑料桶装水挤裂，于是这些水就损失掉了。我们一支队伍大约有十二三个人，在沙漠腹地里要是想走出来，还要保证完成工作，水的使用和相关各个方面的管理就凸显出了压力。当时我领队，在统计了还剩下的瓶装水水量的情况下，在沙漠中尽量可能地减少用水，并且寻找新的水源进行补给――这是沙漠临时应急的一种举措。当最后我们走到克里雅河河边的时候，居然还剩十几瓶的瓶装水，既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又安全地把大家带出了沙漠环境。这是一个沙漠深处的事，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次在藏北。整个昆仑山区、喀喇昆仑山区、还有阿尔金山山区，还有藏北的一些无人区，这些地区进行古代遗迹遗址的调查，在那种高原环境下，一般的海拔都在4500米左右。昆仑山藏北无人区实际上是一个与新疆交界的区域，它与藏区有很多南北向的古代交通路线沟通着，而这些交通路线的考察和无人区古代遗迹的调查也是新疆考古工作的一个方面，这在过去是一个空白，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没有做完。我带队前后组织了六次考察，对阿尔金山的库木库里环沙湖盆地进行过考察，对羌塘和可可西里这一线与新疆交界的区域的考察，对古代由和田的于阗通往现在阿里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的考察，还有从叶城往阿里走的也就是我们后来建设的新藏公路线沿途遗迹的考察，以及从皮山直接翻过喀喇昆仑山口通往克什米尔的从汉代就开通的古代交通路线――这是通往叶城的一条古道，沿途相关区域的地理环境条件以及古代遗迹的保留状况进行的调查，其中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认为的无人区只是现在少有人活动，而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在这里比比皆是，什么列石墓啊石圈墓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分布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这个区域仍然是从事古代野外考古工作的一个待开发、待研究的这么一个区域。以上都是这些年的发现。
骆驼背上的沙漠穿越
在这个高原考古的过程中，与沙漠环境中类似，一般一个团队出去，在脱离与社会接触的状态下，20天是一个小团队的一个精神极限的时间段，是精神状态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时限，这样就必须要有一个调济，一般我们都会找一个城镇或者村镇去休整，否则彼此之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出现问题。
本站记者：这些是您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总结出来的经验吗？
巫新华老师：差不多吧，我们发现是这样。先后六次的藏北科考、多次的沙漠考察后，我就发现我们考古工作的野外实际操作性很强，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慢慢也总结出一套经验来，也给将来的年轻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本站记者：我发现您在大量的视频媒体上都给人一种沉稳、自信的印象，您能谈谈您是如何面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在心态上又是如何调节的？
巫新华老师：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不管是在野外遇到困难、危险，还是在现实工作中遇到问题，着急、慌乱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面对碰到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想办法具体解决。比如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同志当时死在塔克拉玛干罗布泊的徒步探险中，这个探险家在中暑之后严重脱水最后死在帐篷里。我们现在做工作遇到这种状况下首先绝对不会在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六七十度的情况下钻进帐篷，这样只能加剧已有的情况。在发现自己有中暑迹象后，一定要找一个背阴的地理障碍物、地表起伏、小土包或者雅丹这样背阴的地方，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地表沙土挖开把自己埋起来给自己降温。上面提到的这位同志显然是对沙漠情况和求生知识缺乏了解，盲目自信、面目对抗自然，要知道自然的力量可是比我们生物个体的力量要强大许多。这种经验的总结是我们需要去常年累积的，比如一个人迷失在沙漠中，要走出去首先要判断方向，我们可以根据沙丘的方向、沙漠里的植被情况，判断与沙漠边缘的距离。红柳包是沙漠区域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地表自然环境现象，有它出现的区域一定离沙漠边缘不远，我们根据它的植被生长状况，还能判断水源的情况。还有例如在山区调查的时候，可以根据河道中的鹅卵石等石头的磨圆度、石块的大小来判断离出山口有多远。这些都是通过实地了解和实际操作，自己留心就能发现、总结的。很多进行户外探险或者从事此类工作后来出事的，要么是准备工作做的不够，要么就是遇事失去自我控制，慌乱应对。在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中，有一个是在我们进行天山博格达岩画调查的时候，在我们营地附近5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个徒步的年轻人死在那里，而他离最近的一个居民点实际上只有半个多小时的徒步行程，只要他走到那儿是绝对不会死去的，表明他对距离有可能获救的环境还有多远心里没数，他的遭遇完全是他本人对环境了解不够所致。在天山的博格达山里，有三个自然带的分布，从海拔较低的1200米干旱荒漠的草场地带，1200米往上到将近3000米的位置是天山雪松针叶林的分布地带，从3000米再往上到4000米这个区域是高山草甸，这个区域一般是在3500米左右，在夏天的时候是牧民建立毡房的临时居住点的高度线。我们当时做调查的地点也不过3500米，只要那个年轻人对所在的高度有一个判断，再坚持往下走不到一公里，就一定能获救。在这样的探险中失去生命，恐怕一是之前准备不够，二是遇事判断失误。在做学术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需要做和需要积累的，比如说社会协调的工作、野外技能的掌握等等方面，都是需要的，边疆考古尤其是新疆这样极限环境里面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需要各方面综合技能的一个考古。
本站记者：确实是受益匪浅。鉴于您丰富的田野经验，您认为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刚才说到的野外常识的积累，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手段？
巫新华老师：再好的科技手段要求的都是更大的投入，但是这些都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还是自己的知识准备。另外，真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内，不是你身体好就一定比别人强，意志力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不能轻言放弃，野外求生是这样，在工作是这样，生活中也是一样。
与时共进担责任――一个人文学者的使命
本站记者：说完了田野考古方面的心得，您作为新疆队队长，能否简单谈一下今后新疆考古工作的热点问题、目标和总体思路？
巫新华老师：新疆的考古工作在哪方面都是热点，都需要去做，但要是谈重点，就是要抓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再弘扬。新疆目前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主体民族是维吾尔族，社会文化目前是伊斯兰化多一点，但要谋求新疆的共同发展，一个是与时共进地随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是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问题，这样一来，对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再弘扬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也可以说是对社会文化的重新架构――这个架构的基础肯定是在这个区域文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这里正好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介区域，古代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多方面的交流碰撞互动，都是通过这个区域实现的，因此从古至今，世界各个区域最优秀的文化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在这个地方有所体现。比如这个区域曾经有1000多年的佛教文化的传播历史，而佛教文化直接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作为考古学者来讲，把这些优秀的古代文化再发现、再弘扬，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本站记者：我在采访之前看了一些关于您参与媒体活动的报道，以为这些都是您的一项业余爱好，然而从上面的访问来看，与媒体的互动其实源自您的工作需要。那么您的这些努力，能不能看作是对新疆地区公众考古的一种尝试呢，您是怎么理解的？
巫新华老师：应该算是。公众考古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引入是比较早的，我们所最早来推行的是我们现任所长王巍先生和我们研究室的前主任王仁湘先生，他们都在大力地推动这一工作，我们对此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只是觉得考古工作跟媒体没什么关联，他们还尽添乱，有一些工作我们还没有做完，他们报道出去引起社会关注，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现在我个人的看法已经转变，我们考古工作做的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工作，而这种文化的发现，尤其是对古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社会的每一份子更早地获知，同时如果能够转化成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为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从这种角度上看，也是我们作为人文学者的一种职责。另外，从新疆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也是需要的。这个区域目前的文化状况虽然如此，但从历史上来看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等，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曾经在这个地区存在过，而这些文化的存在和发现，西方国家比我们认识地更早。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进一步弘扬，把它变成人类主体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或者世界古代人类文化财富的弘扬作出贡献，同时在政治方面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西方社会各个方面都是认可的。在中国社会文发展的现阶段，西方和各个国家对我们存在戒心的情况下，新疆的工作应该大力去做，因为这些东西他们甚至比我们认识的还要早，不至于在我们做的某一类文化工作下面引起他们的指责，而这些方面对新疆的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甚至经济发展都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新疆的资源是一个极限资源，而人文的资源刚才没谈，比方说大丝路背景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人类古代文明基本上是在亚欧大陆上发生、发展、形成的，现代文明包括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是在这个古代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奠定的，其中东亚的力量贡献卓著，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却很少说到，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话语权缺失和话语权弱势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学者、东亚的学者，把这些古代中亚的历史文化过程说明白说清楚，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恐怕也是将来我们重新建构话语权的一个过程。
本站记者：最后，还是请巫老师向我们这些满怀热忱学习新疆考古的后生们提一些建议吧。
巫新华老师：实际上就一句话，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一定时间之后，这种积累的回报一定也是丰厚的，肯定是这样。
本站记者：好的，谢谢老师！
巫新华老师：不客气！（如释重负地笑）
后记：开始与巫新华老师联系采访事宜时不巧赶上巫老师正驱车前往新疆，巫老师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工作抵京后，欣然应允本站专访，讲起亲自主持的野外工作更是滔滔不绝，交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刚接受完采访，巫新华老师又要风尘仆仆地奔赴新疆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了。我们祝巫老师再添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