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在周恩来的说服下,郭沫若于1938年初来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简称慰劳总会),发动武汉三镇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做慰问袋、写慰问信和献金运动,武汉及全国民众给予了热烈响应和支持。
1938年9月8日,郭沫若带着全国爱国民众的心愿,率领由中央社摄影记者和中国电影制片厂放映队等30余人组成的战场慰问团,来到五战区慰问抗战将士。午后从汉口出发,“男女老少,连人带慰劳品,装满了两卡车”。天黑时分才到达五战区司令部驻地——麻城宋埠。其时正是鄂东战场激烈的时候,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他们到来非常高兴,在一个祠堂里接见了他们,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向慰问团每一位成员赠送了一张他在“台儿庄大捷”战场照的照片,同时在照片背后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李宗仁敬赠”几个字。郭沫若则代表慰问团向五战区将士赠送了武汉及全国各地民众赶制的数万件慰问袋和捐赠的5万元现金。慰问袋内装有毛巾、肥皂、草鞋、八卦丹、云南白药、慰问信、牛肉干、单页宣传品及抗战通俗读物等。有的慰问袋缝制精巧,慰问信写得生动感人,如有的慰问袋用彩线绣上“还我河山”、“抗战到底”、“保卫大武汉”等字;有的来自沦陷区难童的慰问信写着:“哥哥呀!要勇敢杀敌,赶快赶走鬼子,让小弟弟小妹妹好回家呀!”这些丰富的精神食粮,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在这里,郭沫若还见到了一位日军俘虏,郭沫若用日语叫其坐,他听了感到很宽慰。郭沫若接着给了根烟他,他用日语说谢谢,并有滋有味地吸了起来。俘虏30岁左右,是大阪的一个小商人,1938年3月应征入伍,经朝鲜入沈阳再入关内,刚上战场不久就被俘了。他从身上摸出一张纸片递给郭沫若,郭沫若一看就乐了,原来是他们三厅专门印发给日军俘虏的“通行证”,上面有图画和优待俘虏的日文。可见三厅的工作在日军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9月17日,受郭沫若和慰劳总会的派遣,著名文化人冯乃超、沙千里、钱俊瑞率领由各机关团体代表及演剧队、放映队组成的文化界前线慰问团再次赴五战区慰问。这次慰问团人数比上次还要多、规模还要大、待的时间还要长,携带有慰问信、宣传品、锦旗、药品、食品等慰劳品。他们在宋埠和演剧队一起参加了五战区的“九一八”纪念会,慰问了附近的一个兵营,给他们送去了抗日书报、画册等精神食粮,还教授他们用日语喊话等。20日又到浠水前线指挥所,拜会了正在指挥作战的李宗仁、李品仙等高级指挥员,向他们敬献了锦旗,还到前沿炮兵阵地进行了慰问。不幸的是,在他们回宋埠时正遇日机轰炸,慰问团成员盛成等负伤,演剧6队为救护群众牺牲一人。9月26日,慰问团离开麻城回到武汉。
10月18日,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胡愈之、胡绳、冯乃超等又一次来到麻城,他们在歧亭五战区司令部见到了李宗仁。此行主要是想在撤退前把平时在五战区作抗日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交托”给五战区,如金山、王莹、万籁天领导的抗日演剧4、6队,臧克家、姚雪垠领导的文化工作团等;由五战区出面成立“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以免在战乱中遭受流散和损失。后来几经周折,经于成立了以钱俊瑞为主任的“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让这些文化人跟随着五战区,从而避免了一批抗日宣传骨干的流失。
大别山小界岭阻击战
沿大别山北麓进犯的日军第2军第13、16师团在攻占商城后,于9月16日沿商(城)麻(城)公路南下,妄图经沙窝、小界岭越过大别山南下麻城。其意图为沿汉麻公路直趋武汉和切断我鄂东抗战部队的退路。所以,此地的得失关系着武汉保卫战的成败。
五战区第3兵团司令兼第2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亲率田镇南的30军、冯安邦的42军和宋希濂的71军在沙窝、马鞍山、小界岭一线担任阻击。此处地处鄂豫两省交界,山势绵延,群峰高耸,关隘险峻,易守难攻,古来即为大别山著名关卡。第2集团军和71军是两支英勇顽强、善打硬仗的队伍;前者在台儿庄战役中威名遐迩,后者在富金山阻击战中刚刚歼灭第13师团5000余人而令其闻风丧胆。
孙连仲的前线指挥所和冯安邦的司令部就设在位于湖北麻城境内的福田河镇小界岭村裴树凹。日本飞机曾在此地多次投弹轰炸,有次炸弹命中指挥所,孙连仲从瓦砾中爬出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又扒开瓦砾救出被埋的苏联顾问,继续指挥战斗。
宋希濂和田镇南的指挥部都设在小界岭南3公里处的朱家大庙湾,湾里有棵千年银杏,古木参天,三四个青年人才能合抱。两人经常在树下一起探讨军情,研究对策,有时还在树下酌酒小饮庆祝胜利。每当发现敌军动静,不用电话通知,两人即来到树下碰头商量,随即马上决定对策。对于日军的每次进攻,两军每每实行两面夹击,常常打得日军人仰马翻。
在一个多月的战斗里,尽管日军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还使用了大量的毒气,致使我军大量伤亡,如71军176团2800人战后仅余300余人,但中国军队发扬台儿庄和富金山精神,没有丝毫退缩和胆怯。他们英勇作战,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使日军在大别山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越大别山一步。连日本当时的报纸都评论小界岭战役是:“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最后迫使日军不得不改变进攻路线,其主力改道潢川、罗山,进攻信阳。小界岭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成为武汉保卫战中唯一没有被日军突破的防御点。后因信阳陷落,李宗仁担心被日军抄了后路下令撤退,守卫大别山的部队才于10月22日主动向黄安(今红安)、孝感方向撤退。两天后,日军第13师团才敢通过小界岭。
田家镇失陷后,在大别山南麓仍有我军在与日军英勇作战。
10月中旬,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之第三舰队,载着石原支队溯江西上,其1个大队在黄柏城登陆。此举威胁尚未撤退的蕲春广济部队的退路。李宗仁电令29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前往驱逐。29集团军149师447旅前往执行这一任务。该旅担任前卫的893团黄昏时分与日军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遭遇,其时日军也正想占领这一制高点。于是两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入夜,九狼山终于被893团控制,日军被迫退缩山腰。第二天拂晓,日军向山上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位于山头的我军待日军靠近时,纷纷投掷四川造的麻尾手榴弹,给予日军较大杀伤。日军仍顽强抵抗,继续向我军进攻。此时,447旅其他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侧翼,并将其指挥作战的大队长击毙。日军顿时阵脚大乱,在军舰炮火掩护下,纷纷登舰逃跑。此仗,我军赶跑了黄柏城登陆之敌,歼灭日军大队长等数十余人,俘虏日军曹长1人,缴获武器、军用品等500余件。我军阵亡一营长,伤亡连长以下官兵近300人。此仗虽算不上大胜仗,但对处于撤退中的我军来说,仍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士气和稳定人心的作用。
10月17日,根据五战区命令,鄂东各路部队开始撤退。但有的部队高级首长不等命令就轻易放弃阵地,率先狂逃,致使部队一片混乱,日军乘虚而入。驻守蕲春雨标山的198师572旅某营营长谭灿华见状义愤填膺,决心拒命撤退,带领全营士兵和日军决一死战,以报国仇家恨。全营400余名官兵在他的感染下,个个热血沸腾,决心英勇杀敌,以身殉国。10月19日,他们和前来围攻的日军血战一天,子弹打光了拼刺刀,最后谭灿华及全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事后,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专为这事致电军令部,请求为谭灿华等烈士请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