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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第七章 日本国内军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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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书中提到:

  “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7年(1932年)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新闻,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颈、“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战争崛起,就要诱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免业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战争也就成为他们无时难忘的当务之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日本作家北一辉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案》的书,北一辉,一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鉴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断然改造日本。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风靡徬徨苦闷的日本少壮军人之间,他们将北一辉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尊北一辉为教祖。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觉得北一辉大有利用价值,便亲赴上海把北一辉接回日本,参加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使日本极右派声势为之一壮。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起初同心协力,策动日本的暴力革命。当年日本少壮军人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强调稳重,皇道派采取激进。统制派尊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为首,皇道派的首脑是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

  昭和9年(1934年)11月23日,日本内阁正在讨论预算案,突然10余名青年军官冲进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要求增加陆军预算。但皇道派这一阴谋胎死腹中,反而引起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昭和肃军”,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继之皇道派的报复接踵而至。相泽三郎中佐赫然在大白天闯入军务局长室,一刀砍死了永田铁山。因为相泽三郎中佐深信永田是罢黜真崎的主谋。或说,倘若永田铁山在世,太平洋战争就绝对不会爆发。似乎是中校的一刀砍出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激进军人势力恶性发展,永田一人能够螳臂挡车?怕也是后人说讪。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分道扬镳,大川支持统制派,在军部内部权重一时。北一辉既被皇道派奉为教祖当然不甘落后,此人活动能力极强,和政府首要财阀巨头关系密切,经常向他们提供政治方面意见,传达军部要人意向。昭和八年(1936年)初,他暗中策划流血事件。

  北一辉原来不过是一个善于冒险的落魄作家。民国初年,他在上海的地位大概和中国的三流作家,如危楼房主、琴湖闲人之类不相上下。一本《日本改造方案》使北一辉地位暴涨,一跃变成人神之间的教祖,发展下去深感力不从心。好在他在中国混了多年,对中国的佛、道、儒、法、占卜、术数都有兴趣。为达到目的,也不妨学习中国的军阀、官僚,将佛神威力在军政上使用,况且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接受起来更是得心应手。为了盅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皇道派军官,他利用神道设教手段,往那些焦燥的恨不得马上吞下这个世界而又对吞吞吐吐的政客怨恨入骨的少壮军人身上火上浇油。北一辉说:每当他诵念法华经的时候,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代宣法旨。

  是年(1936年)2月24日,“二·二六事件”轰然爆发的前两天,主谋之一村中孝次向北一辉提出自己心中的忧虑说:

  “假如我们按照计划集结兵力,继续进行高阶层工作,是否违背我国国体?”

  他所谓的“高阶层工作”,即利用流血事件向裕仁天皇请愿,组成以皇道派军官为阁僚的军政府。

  当时北一辉妻子宣达神灵法言:

  “光照大内无暗云。”

  这句神言不伦不类,难解所云,不过这无关紧要,北一辉可以解释清楚。北一辉说:

  “你们的心意,必可上达天听,纯正的政府即将产生,皇室可保释安泰,放心大胆干好了”

  村中孝次听了这一派胡诌,高兴异常,立即返回机关,准备放手大干。

  2月26日,东京已经降了两夜一天的大雪,积雪铺砌成一片银白世界。皇道派的军官以第一师团的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为基干,集合了军官21人,军士94人,士兵1358人,分成若干队,按照预订计划,开始行动。举世震惊的“二·二六事件”爆发。

  凌晨5时,栗原中尉指挥300名日军进袭冈田启介首相官邸,千钧一发之际,冈田灵机一动逃到一名女佣房里,藏身在壁橱里面。冈田首相的妹夫、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正担任首相贴身侍卫,他率领首相官邸的警卫赶来,刚跑到院中,便被叛军开枪射杀。松尾的尸体误被抬入首相寝室,由于松尾和冈田首相相貌酷肖,有似双胞胎一样,使栗原等人误以为他就是冈田首相。正在取出相片对照,冈田首相的秘书官福田获得栗原中尉允许,进入首相寝室向亡魂上香。他通过走廊,宪兵上士小坂业悄声向福田耳语:

  “看到尸体时,务请保持镇静,切勿惊慌。”

  福田满心纳闷,入室后直奔松尾停尸之处。当栗原揭开尸体脸上白布令福田辨认时,福田一惊,立刻悟到小坂上士告诫的缘故,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决不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栗原两眼紧盯着他问道:

  “这是首相吗?”

  “是的。”福田答道。

  至此叛军确认击毙的是冈田首相,决定不再进行搜索。

  首相官邸还在300名叛军的包围监视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首相逃出官郏经过私下密议,乘首相家人亲友获准入内哭祭之机,小坂宪兵突然高叫:

  “快快,这位老先生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赶快备车送往医院”

  在首相寝室里一片悲泣号啕众人忙乱之时,他抢起一位身穿礼服戴着眼镜和口罩的老人,挤开人丛,奔出大门,迅速钻进汽车直驶医院。

  在袭击首相官邸同时,四处出动的还有:中桥中尉指挥的120名士兵闯入前政友会总裁现任藏相高桥是清的宅邸,排闼直入乱枪齐射,德高望重的藏相身中十余弹当场而亡。由安田少尉率领200名叛军,包围内大臣斋藤实的住宅。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打破窗户越窗而入,一枪击毙了斋藤实。同时将挺身上前阻止的斋藤实夫人击伤。突击得逞,又乘军用汽车去荻惘,冲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寝室,击毙了教育总监渡边大将。

  另一队叛军129人,由监田、对岛、井上等数名中尉率领,分乘汽车前往袭击日本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的宅郏出发前遭到士官学校板垣中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事后尚须西园寺公望推荐首相人选,板垣中尉不惜采取暴力对抗,阻止了刺杀西园寺的行动。

  安藤中尉指挥150名叛军赴裕仁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寓所,将铃木击成重伤,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安藤中尉动了恻隐之心,率队而去,使铃木奇迹般的保全了生命。

  前任大臣牧野伸显也是叛军刺杀目标。叛军分乘两辆汽车携带机枪在大风雪中向牧野寓所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别墅疾驰,抵达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以机枪猛烈扫射。牧野的家属哀哭号叫四散奔逃。叛军冲入室内没有发现牧野尸体,于是纵火焚烧,将伊藤屋旅馆别墅化作一片瓦砾。又滥射避难人丛中的老年绅士,造成重大伤亡。牧野本人在枪声起时,立即从后门匆匆逃走,直逃深山。

  叛军完成袭击计划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将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分别占领,并且切断鞠町西部一带交通。凌晨5时许,叛军首领香田清真、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三名上尉便公开露面,他们联袂晋见陆相川岛义之,由香田宣读了“蹶起旨趣书”,并提出了下列三项要求:

  一、立刻逮捕统制派首要:南次郎大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小矶国昭中将和建川美次中将,并将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表少佐免职。

  二、以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三、川岛陆相应引导“二·二六事件”,使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

  三名叛军首领并向川岛陆相露骨表示:希望川岛迅即与真崎甚三郎大将等皇道派领导人物共商善后之策。

  表面看,“二·二六事件”起因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实则刺杀内阁重臣,一日惊扰,图穷匕见,叛军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以真崎大将为中心的皇道派政府。

  川岛陆相由于接见叛军首脑直到上午10时方始脱身,马上入宫面奏昭和天皇。这时,寺内寿一、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五名大将俱已齐集宫中,内阁阁员也大部到齐。年高的农相町田治一见川岛陆相,便怒不可遏地说:

  “他们不是天皇的部队,他们是叛军!所以应该立刻加以讨伐”

  但是川岛陆相已被吓破了胆,他不敢附和町田的意见,只顾低下头来喃喃自语,顾左右而言他,显出一副畏葸可怜相。

  内阁阁员和军部首要对处理叛军问题开展讨论。统制派要角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力主严办,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认为对维新部队应该尽可能不予触怒。争论的结果是:暂以维持治安为前提,施行战时警备令,避免流血,叛军各自归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收拾乱局,除延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外,别无它途。

  东久迩宫组阁建议甫行提出,远在赤坂山王饭店的叛军总部即获情报。当日晚间,叛军又向川岛陆相提出三点追加要求;

  一、即刻逮捕西园寺公望。

  二、公认“蹶起部队”为义军。

  三、绝对反对皇族内阁。

  此外,在这以前,即下午1时30分,陆军部对“二·二六事件”发表了一项举世惊骇的公报:

  “本日清晨5时许,部分青年军官,对左列各场所发动袭击:(指首相官邸等,略)

  此批青年军官蹶起之目的,据其旨趣书所载,系在处此国内外重大危机时际,铲除元老、重臣、财阀、政党、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以伸大义,而维国体。”

  下午3时20分警备司令官也发表公开布告,竟然是——

  一、你们蹶起的旨趣,业已上奏天皇。

  二、蹶起行动已被公认为发自维护国体的至情。

  三、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协议,上项旨趣继续迈进。

  日本军部、警备司令居然起哄架秧子!

  第二天(27日)日本仅有的十位大将集偕行社(高级将领俱乐部)商讨对策,意见纷歧,莫衷一是。

  同日,真崎甚三郎应皇道派军官之请,由阿部和西两大将陪同前往叛军本部访问,乘机苦劝及早归队结束乱局,居然也遭叛军拒绝。真崎转而会晤川岛,建议他入宫觐见裕仁天皇,请天皇下诏解散叛军。

  川岛见真崎大将有平叛决心,才略安心,便遵真崎意见,入宫奏请天皇,请天皇敕令叛军各回原部队,裕仁天皇立即首肯,并向川岛表示;

  “倘若此事不获解决,朕将亲自镇压叛军。”

  2月28日上午5时,裕仁天皇对警备司令官香樵浩平颁下敕令,严令叛军各归原队,否则即视同叛逆,实行武力讨伐。然而敕令延搁一整天,迄至29日凌晨方由香樵司令利用无线电广播,同时发布戒严布告:

  “本司令官对于在东京都鞠町区附近发动骚扰的叛徒,决定采取镇压措施。”

  但这位司令又深恐讨伐行动势必引起巷战,为避免冲突,他用气球广告,在东京的半空中飘扬起“放下武器,返回原队1“此刻尚不为迟,迅速归回原建制1等,同时出动战车、军用飞机等威胁叛军,又一面发表情词恳切的“告士兵”广播,频频劝促软化叛军。下午2时叛军决定接受天皇敕令,军官宣告投降,赴陆相官邸自首,士兵就地解散,各自回原部队。

  “二·二六事变”在表面上看似已告一段落,叛军首脑有二人引咎自杀,其余均囚禁于代代木监狱。真崎大将等人亦因涉嫌叛乱暂遭监禁。3月4日陆军部遵照天皇敕令特设特别军事法庭,在不公开无辩护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村中、矶部等13名低级军官,以及幕后主持人北一辉等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背后策划者真崎大将被判无罪,多方庇护叛军的香樵、山下奉文等将领未受审判逍遥法外。

  上起裕仁天皇,下迄日本平民,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被“二·二六事变”的暴行所震惊,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日本的舆论工具也不敢向这些跋扈嚣张的少壮军人公然挑战,各报纸各电台只对此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到袭击。从此以后,日本军部控制了全国舆论。

  冈田启介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这一任首相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由西园寺公望推荐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方面建立“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由陆军部武藤章中佐,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二人组成。阁员必须由两名中佐通过。

  日本帝国此时也是太阿倒持,国不成国。

  那些青年军官们稍不称心如意,立刻出语威胁,东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吼叫!

  “‘二·二六事变’可以说是一种叛乱,但是策动者的主张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引发‘二·二六事变’的形势迄今仍毫无改变。因此,这一局面必须打开,而能够打开这种局面的,非军部莫属1

  “我们不能使‘二·二六事变’毫无意义地结束,我们必须继承同志们的意志,军部绝不屈服1

  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下彀觫战栗,广田弘毅内阁首当其冲,广田内阁不能不成为军部的傀儡、军部的尾巴,唯军部之命是从了。而且叛乱刺杀的阴影永远笼罩着内阁。政权落入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的手里。

  叛乱的尘埃落定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竟促使统制派与皇道派化除分歧,渐趋合而为一,甚至于连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共同拟定了共同纲领。如:3月8日寺内寿一和永野修身联合向广田首相提出的四项主张:

  一、彻底显现国体。

  二、加速充实国防。

  三、建立积极自主的外交。

  ……

  日本人虽然被“二·二六事变”震惊和激怒,对皇道派的极端行为非常憎恶。日本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岛国,日本的军人政权认为,要发展必须面向海外,无非是武装占领他国或是经济向外侵略。日本隔海而望的近邻——中国,恰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腐败、经济落会的弱国,自然激起日本军人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的欲望。这一点无论在日本政客或军人的潜在观点都近似的,只是理智和蛮干的差别。军人们在中国行动屡屡得手,自然使日本人对少壮军人的激怒憎恶渐渐变成屈从,又由屈从到接受,甚至支持。

  当时,日本对我国华北所采取的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力图华北政权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先使华北特殊化,不必完全脱离中央,只求实际上听从日方摆布,经济上完全受日本控制,即成为日方对外战争的能源基地。日方眼见迫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特殊化已无可能,乃改变方式,向秦德纯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

  二、开发龙(关)延(庆)铁矿(也称龙烟铁矿)。

  三、开辟塘沽新港。

  四、冀察二省,平津二市重要行政人员任免必须征询日方同意。

  五、日本在华驻兵,不受限制。

  第一至三条似属经济要求,第四五条该属主权问题。如果日本人从沧州修铁路至石家庄,实已将平津与中原隔离,日军将利用沧石铁路自南向北控制平津,平津将孤立无援,进退无路,四面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二十九军将是守孤城立死地,只等束手待毙。开发龙延铁矿,除以钢铁支援日本东亚之战以外,龙关延庆界于北平张家口之间,宣化附近,从地理位置看,为平津一翼,军事要地,如答应以上五条,华北将是名存实亡。日方虽然没有强调“关东军入关”一类的武力威胁,从条件内容上看,日方胃口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强硬。似最后通牒,没有商量余地。

  秦德纯在这几年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长了见识,总结出不少经验,除逐渐了解到中央政府的底牌以外,也渐渐摸到了日本人的底牌,不再听他们的虚声恫吓了。对这五条,秦德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关于第一至第三项,须呈请中央核示。第四、五项事关国家主权,根本无从研讨。”

  一下子空气凝窒。冲突升级。

  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已经返回沈阳,1936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半月后调任留守第一师师团长。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工作由于土肥原的卓著成绩成为“热点”,它的顶峰就是挟持溥仪出天津建立满洲国,也由于土肥原1935年在华北成绩晦暗而失去军部的青睐,当然也由于少壮军人已经不耐烦武戏文唱。土肥原调走以后,特务机关仍然存在,新调来的特务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大佐,松室是个凶悍的骑兵,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军事顾问,也算半个中国通吧,此人办事不再如土肥原那样做出温文尔雅之态,他是个骑兵。在这之后,多田骏少将也调回国述职。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升格,成为日本五大集团军之一(五大集团军,即:国内驻军,朝鲜驻军,台湾驻军,关东军和华北军)。人数也由原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司令官由少将提为中将,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天皇直接委任。5月1日田代皖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取代多田骏少将。原来长城战役、《塘沽协定》、冀东自治均是关东军所为,华北驻屯军只不过是个配角,此次升格,标志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已经平起平坐,成为独立兵团,可以独立所为。5月6日,日本陆军部下达对华北驻屯军的指示,规定:“……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一旦有事,制敌机先……与海军协同……先发制人……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

  田代中将,早年在中国留学,两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武官。“一·二八”淞沪抗战,田代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指挥与中国十九路军作战。后又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第十一师团师团长等职。调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以后,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可以说都与田代中将有关。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病危,生命存于旦夕之间还在病床上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天即暴毙,终年57岁。

  9月30日,田代中将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宴请宋哲元将军,酒至半酣,田代突然拿出“华北经济提携纲要”要求宋哲元马上签字。宋哲元草草一看,内容主要是以前向秦德纯提出的五条,现在又加添了开发井陉煤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和向日本输出华北棉花、海盐等。宋哲元回顾左右,他身后已经站了两个凶悍持枪的武士,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日本军人看祝如拒绝签字,必遭不测,后悔当初已经无用,只有就范签字,再图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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