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兵出山海关”的作战方案，宋哲元虽然拍案赞成，但仔细想来恰与蒋先生密授“忍辱负重，拖延时间”八字方针针锋相对，岂能这样做０兵出山海关”方案被否定之后，四位师长联袂去邀佟麟阁，佟麟阁磨不开各位袍泽的情面，跟着他们离开了山林。看来，即使是圣人，也有掰不开情面的时候。
前章李致远旅长提到这样一段话：“……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前面我们又讲到佟麟阁隐居香山居住农舍粗茶淡饭与农夫无二，岂不前后矛盾！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氏，高阳县在易水河畔，自古燕赵出慷慨悲歌之士，3000年前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留下千古绝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佟麟阁虽是儒将，实已装下了慷慨悲歌之信念。目睹国土沦丧，遍地狼烟，抱着为国赴死的决心，一切都置于度外了。
二十九军将士跟随冯玉祥将军南北征讨20余年，战事频繁从未有安定之时。可是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情况今非昔比，虽说是与日方剑拔弩张，终未引起大战。北平城乃帝王之都，虽然国家战火频频，仍不失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将军们大都出身低微，不似那前清的王爷、贝勒们锦衣绔绔食甘餍肥，也不似今人时装新潮，川鲁粤菜，生猛海鲜，那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还是每日必足的。圣人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有条件之时，自然也不必违背圣人之言，当年冯玉祥冯大帅主张吃玉米面贴饼子就咸萝卜条，不准纳妾，不准吸毒，致使一些将领受不了清苦，背他而去。水至清则无鱼，也是至理名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那些高级将领不甚明白什么是金融巨子，什么是企业托拉斯，只认为财富就是土地和房屋，所以他们在北平城里或是天津租界买了房子。北平住房，最讲究的是四合院。如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在北平都有四合院式的私人住宅，规格都在百余间，而且大都有几套住宅。听说刘汝明还在河南买了两个县的土地。宋哲元在武衣库的私寓更加讲究，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亭台楼阁，又有西式的喷水花园，类似一个缩小的圆明园。其他比较低一些的将领军官也是住着二三十间、四五十间住宅不等。高级将领出入是黑色道吉轿车，远行有专列，而无刘备在荆州寄居刘表帐下“今久不骑，髀里肉生”之感叹。“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带兵撤出北平，因通知不到，而丢下文武人员万余人，不能不说与其生活方式有关。
总的说，二十九军比其他队伍还好，除了赵登禹嗜好起阿芙蓉（吸毒）以外，还没有人利用权力吃回扣，或是指使子女开洋行。
且说，佟麟阁跟随四位将军回到北平城里。佟本人先去铁狮子胡同绥靖公署向宋哲元报到，宋高兴地出来欢迎等等，不必细说，马上分配了任务，到南苑军部主持军务——二十九军军部在南苑，实际上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极少去南苑办公，都是在铁狮子胡同或是私寓处理公务，“秦土协定”就是在秦德纯府右街家里签订的。佟麟阁到南苑主持军部工作倒还次要，反正凡事都须向北平城里的宋哲元汇报或是和在城里的秦德纯商议。佟麟阁的最主要任务是，组织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组织军事训练团——其实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深夜，佟麟阁才回到家中，佟麟阁原住东单苏州胡同，有房20余间，佟到香山隐居以后，佟父佟母从河北老家来北平居住，佟还有四个女儿和祖父母一起，侍奉二祖。刘汝明等见佟家居住窄促，刘即将东四十条一套百余间房的四合院送给佟麟阁，并将佟父母和女儿迁去。
佟麟阁一敲门，4个女儿和大黄狗就飞奔出来迎接。小女凤洲趴在地上给将军一圈一圈地解绑腿，大女儿凤华，登在凳子上为将军脱军帽，脱军装。
佟将军最喜欢吃红豆饭，桌上的红豆饭已经热过又热等了很久。将军声明已经吃过。儿女们开始扑到桌子上撕扯大饼，然后蘸着黄酱。夹着大葱，吃了起来，佟家每日开饭必有一小批来打秋风的乡亲，今日也不例外，他们或坐或蹲，占满客厅。家中其乐融融，宿无话。
佟父身体欠佳，按中国习俗，清晨佟将军必然到东跨院儿向父母问安，并且要仿二十四孝亲自尝过汤药，再双手递给父母。
佟将军略略睡会儿，天已经亮了。他到东跨院儿，父亲已经起床到厨房扒炉灰捡煤核去了，这是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也是佟家的治家格言。老爷子捡煤核的事，是谁也不能干涉的，尤其佟将军。一次佟将军相劝，老爷子大怒：“你甭看你在外面是朝廷的武将，在家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站好１
佟将军在屋中笔杆条直地像个士兵样子站立着，听着老爷子的训斥，引得儿女掩口而笑。
佟麟阁向父母问安之时，专车已经在门外等候，出来以后即驱车去了南苑。
南苑大约在北平城南15公里，历来是练兵之地，1922年11月冯玉祥将军“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南苑和西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军部一直设在南苑，当初冯将军驻兵南苑，对旧练兵场曾加以修建，练兵场南北长约3华里，东西略窄。围绕操场修建兵营18所，每所建平房6—10排，中间为大操常二十九军司令部设在原冯玉祥将军司令部旧址。兵营南北，为南、北小街，有些店铺，实已成各种人员活动之地，情况复杂。
佟麟阁将军上任以后，发现情况不妙，一是编制混乱。驻军约7000人，包括郑大章的骑兵师、特务旅、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有部分部队，还有后勤、工兵和后来新建的军官训练团、军事训练团等。各有所属，并无统一指挥。南苑兵营四周虽部分地方有寨墙，但四周均无堑壕工事。如单纯做训练场地，倒也无妨，一旦战起，必然遭殃。后来全面开战，日军主力首攻南苑，战事惨烈，致使北平城失守。其二是军部缺少一个现代战争的重要机构，就是军事情报处。敌人的军情没有来源，就是有来源也没有应有的机构处理。反之，二十九军在南苑情况及一举一动，日本浪人通过他们在南北小街的活动，了如指掌，他们把南苑兵营画了详细地图，连某房中住几个士兵，简历情况，都记录在案，更不用说装备物资、马匹、武器、兵力调动等重要情况。其三，要立即着手建立军官训练团，集中失业的军官，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培养中下级指挥员，改造农民士兵，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切都要从0开始。
话说两头。日本在华北增兵以后，中日间的危机空前严重。华北地区已经遍地是导火索，不知何时哪根点着，大战即起。请看：
1936年5——6月上旬，日向华北增兵。
5月初，日军在丰台大建营房。
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增兵问题发表谈话。30日晚，宋哲元在武衣库私宅召集秦德纯、张自忠、肖振瀛、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研究对策。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
7月9日大沽口冲突。
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
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
10月南苑冲突。
第一次丰台事件：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事发后，日本驻屯军便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
一、道歉。
二、赔偿。
三、惩戒肇事军官。
四、自丰台撤兵。
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项要求，拒绝丰台撤兵，同意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三营调往颐和园驻防，将三十七师一一○旅蒋华延营调往丰台。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两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亲自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委婉进行解释，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结。
天津金刚桥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间，穿上了便衣到市内街上游玩。因为这个老冒不熟悉天津情况，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误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日本特务对邹进行严刑拷打，审问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邹凤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营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误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见形势紧张，立即向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请示，张自忠说：
“事已至此，你先和他们和平交涉，如果他们无意扩大，当可和平了结。否则迟早总得一拼，也只好提前拼拼罢了１
马秘书长当即返回市政府门前，从围在门前的特务群中找到了特务长，向他转达了张自忠的意见，希望就地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
日方提四点要求：
一、市长正式道歉。
二、严惩开枪犯人及肇事分队长。
三、从优怃恤死者及伤者。
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下旬，日军在丰台兴建的营房已经完成，日本在丰台驻军也陡增至2000名，而二十九军在丰台驻军一直保持一个营。由于丰台是北宁、平汉、平绥铁路交通枢纽，同时又处南苑兵营和卢沟桥驻军中间，东出南苑，西出宛平，对中国驻军都有很大威胁。
日本人经营丰台历史已久。丰台主要街道正阳街，时称日本街。那意思大概相当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不同的是，唐人街是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而日本街是日本军人用枪杆子支撑出来的。
1935年夏天的石友三、白坚武叛乱失败以后，日本人便亲自动了手。同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从此，日军开始在丰台驻兵。开始住在丰台原英国兵营，后来便大肆修建营房，强行霸占，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丰台日军陆续增至2000人。这个兵营，老百姓称之为东仓库。东仓库除驻有步兵外，还有装甲兵大小坦克24辆和马号（现军马科研所）。
正阳街为东西向，街中间有一条由西向东流着污水的明沟，是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污水用的。街的北侧有商店铺面，南侧是铁路，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正阳街的东头，也就是污水沟的下游，是丰台火车站，二十九军驻军1个营即驻在车站对面的中和、大兴两货栈内。货栈北校书里胡同，胡同北是空地，空地乃二十九军的练兵常二十九军的营房距东仓库日军营房仅300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议定，日军穿过正阳街走污水沟的南侧，中国军队一律走北侧。可是，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故意寻衅生事。他们不时闯进中国军队的练兵场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了进去，实际已将正阳街及丰台控制。
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当时丰台隶属宛平。洪所指的一条街即丰台唯一可称之街的正阳街。日本人不仅驻兵，顺手牵羊地将地方事务也管理起来，在丰台建立起了日本人的警察署和宪兵队，设立了监狱，给中国人坐电椅子和灌辣椒水。日本人已把丰台视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日本人还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胡同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妓院、大烟馆（鸦片馆）、白面馆（海洛因馆）占兴隆胡同。另将中国人的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书里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源于青楼校书，更名校书里。日本人的妓院专门是接待日本军人的，当然这些军人也可到中国人的妓院，反之不行。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两家，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也有称“料理”的，乃寮里的误读。
现下，中国的门户第二次开放，有些大饭店或餐馆挂起了“日本料理”的招牌，不知何意，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替日本人开起了妓院？起码做过亡国奴的人会这么理解。
这是题外之话。话说回来，那正阳街上从白天到深夜，都可以听到从妓院里传出的哼哼呀呀的日本音乐和大声喧闹，酒后狂喊。身着和服足登木屐的日本人无分昼夜在街上逛来逛去，那神态要比在北平城里松弛得多。日本艺妓在门外招揽客人，无论是日本军人还是中国游民只要从门前通过，一概点头哈腰地欢迎，可是中国人是不敢随便进去的，除非你当了汉奸，赏你开一次洋荤，尝尝日本娘儿们的味道。每到开饭之时，日本人的食堂里飘出大米饭出锅的香味，接着是日本娘儿们提着饭篮赶来打饭，或是单身的日本男人拿着日本式的饭盒到食堂就餐。之后，是高丽人（朝鲜人）来打锅巴。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可以闻到大米饭的香味，也只能闻一闻香味。如你偶然到此，会疑为到了东京或是大阪。
对此，中国军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无可奈何。反之，这里驻的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１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宋哲元得知消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命令丰台驻军不得先行开火。其实，这已经是废话。同时速派在身边的三十七师副师长和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等，会见日方，与日方代表池田、铃木等前往调查并会商解决。
20日上午，双达成协议。协议条件：
一、中国军官道歉。
二、中国军队立即撤离。
三、最后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的目的，日方已经达到。21日上午，双方军队在丰台车站列队，相对而立，互相敬礼，表示误会解除。中国军队让出营房，欢迎友军进驻。
友军？中国有句成语，叫：认敌为友。在此再恰当不过。
中国军队从丰台撤出后，日本华北驻屯军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兵营。卢沟桥事变挑起者，即一木清直大队。
第二次丰台事件一起，立刻震动全国，全国各界人士听到二十九军在丰台与日军抗争，无不异常兴奋，鼓励支持电文信件纷纷而来，远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电报给宋哲元：
“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但很快，退让的方案，又使全国上下失望。
10月，南苑又起冲突，佟麟阁派兵将日军包围，情况如何，下面再讲。
李宗仁“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上下人士普遍看法。可是不当其政不谋其事，宋哲元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私心。除其遵循蒋介石“拖延时间”的训示之意之外，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威震华北，是其黄金鼎盛时代，一旦开战，局面必被打破，不是日军进驻，玉石俱焚，就是中央军北上，而受后娘之子待遇。
从全国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组成日本留学生内阁以后，对日实行谨慎外交，也不希望华北动荡影响全局。中日两国上下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争。蒋介石估计中日开战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计：可能在1940年。蒋介石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国在1935年前后遇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伪军。
9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挥这支“谋略部队”。11月12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日上午8时，2000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攻，守军只有2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5时，守军将敌击退。
15日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日凌晨2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时，敌人全线溃退。21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英部2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袭170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公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日夜12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军防守，及至将敌警戒哨兵捕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大作，始从梦中惊醒。伪军在日指导官的威迫下，慌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傅作义部在步、炮、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
山炮12门，苏鲁通小炮8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敌之轻重机枪掩体直接瞄准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进攻。短时间内，敌阵地为猛烈炮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向敌猛烈冲击。
最前一辆装甲车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兵，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6辆汽车满载步兵跟进，冲入山口。
敌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
傅部各队又将庙内前后院分割为数段。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将敌后路切断。
敌遂惊惶失措，无心再守。伪蒙军一排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指挥官及伪蒙师长，见事已危机，援军又一时难到，顽抗下去，必成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挥官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激战至24日上午8时，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之后，日军连续不断向百灵庙及集宁一带侦察、扫射、滥施轰炸。
12月2日晚，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再图反攻百灵庙。
守军景彦青营长，得知上述情况，急电傅作义将军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将军接电，极为震怒，对景营长严加申斥，并令孙兰峰旅长亲自率部前往坚守。之后，孙旅长击溃反攻之敌，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将其副司令雷中田击毙。遂之向傅将军告捷。
后，傅将军决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区，日伪已成惊弓之鸟，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反正。致使日伪军再无力反扑。
绥远抗战无疑是中国对外作战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可以说，无懈可击。无论是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还是兵力配备使用，采取突然出击，或是袭击敌指挥机关，分割包围，断敌后路等，以至处理俘虏（每人给一袋面，银洋五元，释放回家），争取伪军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点：面对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在关东军军官指挥下的汉蒙伪军，这些伪军的作战士气，训练水平，观念心理又极类似国内军阀混战。
无疑，绥远抗战的胜利是关东军的耻辱，日本史学家称：“参加作战的日本现役军官不过4名，此外参加的预备役军官也不过数名。”而中国方面估计至少200名。
绥远抗战又掀起了如长城抗战一样的举国欢腾庆胜利的场面——支援抗战服务团、慰问团、代表团……捐款等。
官方报纸居然用大泼墨的手法报道“被打败的内蒙古军是戴着内蒙古军标志的关东军”，“田中部队”等。这个概念又令人误认为傅作义将军是直接和关东军作战。报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国官民中间存在着的对日军的自卑感，而给他们能战胜日军的自信心。
获得“自信心”的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对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抗战开始怀疑。尤其是对抗战前线，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诘责。把成功鼓吹得玄玄虚虚，也会有人相信。如果你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大家会认为你猥琐，是懦夫。所以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在那时候就非常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