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一位叫金波的抗日老战士进行过长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出生入死，被日本鬼子捅过七刀，身上留下累累伤痕，还被砍掉一只耳朵。
金波参加过冀东地区的抗日暴动，后以修车铺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担任过村支部书记、丰润迁西抗日联合县第三总区第二分区区委委员。他向我说起这样一件事：“1940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天还没亮，睡梦中的我被炮弹的轰隆声震醒，我意识到这是日本兵来扫荡了。我猛然想起在修车铺潜伏的一位八路军小战士，还有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积存在我家的三千元伪币，于是不顾一切地跑到修车铺。我赶紧让小战士把军褂脱下来藏在风箱里。刚把他掩藏好，村办事员也匆匆跑来，我又赶紧将他藏在乱柴堆中，然后急忙把三千元伪币藏好。敌人抓到了我，要我交出给八路军藏的东西，我说没给八路军藏东西，敌人痛打我一顿，将我带到前刘家营村。又有七个乡亲也被绑了起来，敌人在村里抢了两辆大车，拉着我们到了敌人的据点。在据点，敌人不给我们饭吃。后来敌人把我架到审讯室，几次给我灌凉水、过电，尽管疼痛难忍，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向敌人吐露一点儿八路军的事。几天后，他们又把我带到会客厅，桌上摆着丰盛的茶点，让我吃，我一口也不吃。他们见我软硬不吃，又痛打我一顿。为了摆脱敌人，我想到了逃跑。有一次，我要求鬼子放我出去大便。我解过大便，趁鬼子不备，抓起一把稀屎向鬼子脸上抹去，鬼子哇哇直叫，睁不开眼。但我还是被敌人抓到。鬼子把我按倒在地，抡起棍子乱打，打了一阵又一阵，鬼子打累了，就喝令伪军继续打。我的关节被打得脱臼，桡骨也打坏了。随后敌人给我泼了一身凉水，戴上手铐脚镣，把我拖回牢房。”
“日寇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屠杀政策。”金波说，“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天，敌人开始了大屠杀。他们把我们带到鸭子河边，朝东排成一排，凶恶的日本兵端着上好刺刀的大枪，发出狼嚎般的叫喊声向我们奔过来。敌人的第一刀刺在我的肋部，随之又是第二、三、四、五、六刀，都连连刺在后背的左侧上部。日本兵先是打机关枪吓唬一旁的老百姓，随后又一窝蜂似的回到杀人场刺杀起来。一个鬼子又在我的臀部深深刺了一刀。敌人没有来得及掩埋尸体就撤走了。天渐渐黑了，周围一片寂静，这时我只觉得浑身疼痛，头昏脑涨，我动动胳膊、脚和腿，知道我还活着。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一位叫郭文仲的人，他是村里抗日积极分子，见我血淋淋的样子，便用抬筐抬着把我转移出去。以后，组织上又秘密地把我转移到我们分区区委书记家养伤。伤养好后，我又继续投入与日本鬼子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