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翎队政委马仲秋。记者 曹忆蕾/摄
96岁的马仲秋当年是雁翎队的老政委，现住在北京市和平里的一套老房子内，过着平静的离休生活。
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这最残酷、最艰难的形势下，我被中共安新县县委派往白洋淀任区委书记，兼任雁翎队政委。”当时，马仲秋21岁，化名刘刚。
1939年3月，白洋淀区组建了一支水上游击队，新安县县委书记侯卓夫为其取名“雁翎队”。1942年，马仲秋到任后，对雁翎队进行重新整顿。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雁翎队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躲进白洋淀的芦苇荡中，吃住都在里面。“雁翎队的战士们时常在芦苇荡中练习打靶，研究战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马仲秋回忆。
冬天，芦苇荡里的生活更加艰苦。淀区老百姓家家都有自制的冰床，这是冰面上的交通工具。到了夜里，雁翎队队员把冰床当床铺用，上面铺上厚厚的芦苇，再铺上一张苇席。“我们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相互依偎，睡到天亮。”队员还不忘自嘲，“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
借助白洋淀的有利地形，雁翎队以水上伏击、奇袭等方式，打击日伪军。雁翎队成为一支穿梭在白洋淀芦苇荡里的水上神兵队。
大淀头村是白洋淀区较大的水村，三面环水，形成半岛状，地处交通要冲，连接着日伪军的两个重要据点。
马仲秋说，大淀头岗楼修建在朱家大院内，有高高的围墙，是城堡式建筑。自从伪军住进朱家大院的岗楼里，村民的粮食被抢光，甚至渔民打鱼用的工具——渔网、鱼叉、鱼篓都被抢走，村民怨声载道。
1943年3月，区委研究决定，拔掉朱家大院里的岗楼。
在当地“两面保长”（表面对敌人效劳，暗地里为共产党办事——记者注）的协助下，区委顺利地将一位自己的同志安插进岗楼里当厨子，摸清了岗楼的情况。
“当天，天空阴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黄昏时分，雁翎队全体战士在淀里一个小岛上集合。部署完毕后，队长郑少臣一声令下，20多只小船如离弦的箭，冲出芦苇荡，向朱家大院进发。”马仲秋在回忆录《战斗在白洋淀——回忆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的战友》中这样描写那场突击。
到达岗楼后，雁翎队队员撬开大院南面一栋无人居住的两层楼的墙砖，偷偷摸进岗楼里，控制了伪军所在的各个房间。马仲秋带着1名战士，径直潜进伪军中队长的屋子。
“我看见伪中队长胡风才睡得正香，先从枕头底下夺了他的大盖盒子枪，大声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雁翎队，你被捕了！”伪中队长吓得一骨碌爬起来，跪在床上磕头求饶。同时，其他战士也将岗楼内的伪军全部解除武装，合力端掉了大淀头岗楼。
通过打岗楼、策动伪军起义、除奸打特等对敌斗争，雁翎队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防御到进攻的过程。马仲秋回忆录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端掉岗楼10座，打死、俘虏日伪军262名，缴获机枪3挺、步枪210支、手枪48支及大量弹药。”
马仲秋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役，发生在1943年9月——雁翎队勇打包运船，切断津保水上航线。当时，抗日战争进入到第6个年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
这年秋天，雁翎队的侦察员得知，日伪军将要押着槽船，经安新县运往保定，船上装有粮食、生活用品以及军火。
津保航线是一条由天津到保定的水上运输线，日军的军火弹药及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天津等地运往保定，再由保定运输到太行山区。当时，太行山区是共产党八路军主力集中地，也是日军疯狂扫荡的重点地区。
雁翎队分析了敌我力量，决定埋伏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打敌军一个伏击。埋伏当晚，正好是中秋佳节。“大约8点40分，敌船先后进入我们的埋伏阵地”。队长郑少臣举起枪击毙了望哨的伪军。随后，雁翎队百十条步枪同时开火，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船。“当时，战士史洛刚冲向一挺机枪，把鬼子打翻在地，夺过机枪向另一挺机枪扫射。敌人没了这两挺机枪，打起了白旗，叫喊着投降了”。
这次战役是雁翎队首次正面抗敌胜利，日寇津保水上航线从此被切断，有力支援了太行山区军民抗击日伪军大扫荡地胜利。
1944年，马仲秋离开了白洋淀。“几十年来，我每年都要回白洋淀走一走，看一看。我的通讯员熊涛还在白洋淀，我们经常联系，共同缅怀曾经的战友”。
回忆战争岁月，马老神情激动，唱起了《雁翎队之歌》：“1943年呐，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半边多呐，子弟兵们多勇敢，哎嗨呦，得儿楞噔锵呀，子弟兵们多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