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对于居住在成都市成华区的马启林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1925年出生，入伍后跟着刘伯承将军打日本鬼子，1945年日本人投降，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我获得了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虽然耳目皆已不便，马启林至今仍准确地记得这些在生命中闪烁的日子。
7月1日上午，记者在马启林的家中，听他讲述了1941年入伍后，经历抗日战争炮火洗礼、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见证日军侵略罪行及最后投降的精彩人生故事。
见证日军暴行立志入伍抗日
1925年，马启林出生在河北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老家河北是日本侵略者横行的‘重灾区’。”马启林告诉记者，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亲眼目睹了日军侵略华北村庄时无恶不作的暴行。“我13岁左右的时候，我爷爷的堂兄弟就死于日军的一次扫荡中。”
马启林回忆，有一天中午，突然有乡亲来通报各家各户说日本人要进村了，由于村子南边有座小山包，村子里的人都慌忙带着儿女逃到山中的树林里躲避，“我堂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实在来不及逃跑上山。日本人进村后，不仅在各家各户抢劫财物，而且见人便杀，我们躲在山上是眼看着家人被日本人活活用巨大的石块砸死啊……”7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到亲人被无辜杀害的场景，马启林的心中都无比沉痛。
“不仅是我们家有人被杀害，有些没来得及跑上山的妇女和小孩也难以幸免。”马启林说，日本鬼子进村后，见了妇女就上前拉扯或强奸，若不从就用手中的刺刀将其刺死。“最过分的是，鬼子见了村里一两岁的小孩，就直接把他们的腿掰开，活活撕裂。有些小孩的父母在旁边见了，当场吓晕过去。这样还不解气，鬼子挨家挨户抢钱抢粮，最后临走时还不忘把他们在村里见着的人全部叫到村口用机枪扫射。”
这些惨剧在少年马启林的心中埋下了根，他立志要为备受日本人凌辱的家人、乡亲们报仇。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那时候就觉得八路军真是老百姓的军队，军民关系特别好，有时候还会帮助老百姓搞生产，对我们贫苦人家的生活也很关心。”16岁那年，马启林毅然加入了八路军。
参加抗战4年后，马启林有幸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投降。“日本军队投降一般都是由军官带头，组织下面的军人把机枪架好，搜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举起手来，这时候我们的军队就上前去收缴他们的武器。”马启林告诉记者，日本军队在每个地方投降时都会聚集不少当地老百姓围观，“有老百姓拿着棍子追着日本兵打，有的老百姓站在楼上朝下面投降的日本兵扔石子，大家都奔走相告，有种普天同庆的感觉。”
白天生产晚上游击抗日岁月的苦与乐
在马启林的记忆里，参加抗日战争的4年是自己军旅生涯中最艰苦的岁月，但也充满了不少无法替代的珍贵回忆。“从我入伍以来都是每天吃两顿饭，而且全是喝粥，几乎没吃过干饭。那时候我们一般是晚上打游击，白天搞生产，部队也会自己种植一些小米、玉米和南瓜等农作物为战士们改善生活，从团长到普通士兵都要下地干活。”这么多年过去了，马启林一直对自己所在团的陆姓团长记忆犹新，“虽然我无法记起他的全名，但我对他相当佩服。来华北之前，他在东北的抗日战争中就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每次上战场他依然冲在最前方。哪怕是平时在地里干农活，他也以普通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挽起裤腿耕地。能屈能伸，是个真英雄啊!”“华北平原的冬天很冷，我们的棉衣都是缝缝补补穿3年，单衣也是一年才发一套，每次打仗遇到下雨下雪，衣服湿透了，大家就在林子里生火烤棉衣，经常不注意就烧个窟窿出来。”说到这儿，马启林竟然像孩童一般笑了起来，“其实生活条件艰苦根本难不倒我们，最令我们痛苦的是缺少武器，最开始入伍时部队里的新兵都是没有枪支的，打游击全是用刺刀和棍棒，有时候发给一些新兵枪支，可是枪支也多是有毛病的。后来我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支手枪，团长让我自己留着当武器，可那时候每支枪最多只能配5发子弹，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舍不得用。”“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说着说着，马启林突然哼起了小曲儿，“这是不是歌词，是事实。”70多年后，马启林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那段经历，“到了晚上，我们就摸黑潜入日本军队里去，走在前面的人先用小刀捅死看门的守卫，然后一路小跑找到他们的弹药库和粮仓后再缴回来。但最令我们头痛的是，当时日本兵用的是三八式步枪，我们用的是土枪，子弹的型号不同，有时候缴回来的子弹还无法上膛……”
从通信员到前线步兵浴血奋战攻下水冶镇
入伍之后，马启林先后参加过多次战役。其中在山东大洋湖一带的那场战争，最令90岁的老人无法忘怀。“那场战斗格外惨烈，我们团里3000人，最后只剩下200多人，很多战友都负伤了，但仍坚持在战场上没下火线。”马启林回忆当初，仍无法不动情，“我的右耳就是在那场战争中被炸弹炸聋了。”
马启林告诉记者，刚入伍时，自己从事的是通信员工作，“我的任务是给前方送信，经常在送信路上挂彩。后来我主动要求加入骑兵部队，可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团长发现我扔手榴弹的功夫了得，就让我加入了步兵部队。”至今，说起自己扔手榴弹的“特技”马启林都自豪不已，“最远的时候可以扔50公尺远，在我们团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还打得特别准!”
之后，马启林所在的部队在河北磁县又与日军有了一次正面交锋。“战争当时爆发在一个小山包上，敌人在上方，我军在下方，形势非常不利，战友们掩护着我，我一口气扔了5颗手榴弹，炸死了碉堡前面站岗的鬼子和汉奸，我们趁势冲进去，一连攻占了敌人的3个碉堡，最后还俘虏了20多个鬼子。”马启林说，这一战的成功，让部队军心大振。
磁县一战，马启林立下了战功，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抗战的最后紧急关头，当时太行军区首长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扩大根据地，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决定对盘踞在太行山区的日伪军队进行反攻，军区首长决定，首先要拔掉水冶镇日伪据点。
水冶镇位于河南安阳西部，在平汉铁路以西，是豫西平原上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日本人和日伪军盘踞着水冶镇，不仅阻碍着八路军太行军区三个分区的交通要道，而且将会给太行军区对日寇的大反攻造成巨大障碍。
4月下旬，太行军区首长决定消灭水冶镇的敌人，为大反攻扫清障碍，马启林所在的团也光荣地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团的任务是在外围掩护朱德警卫团，帮助警卫团消灭水冶镇西部外围的一支日军精锐部队，然后插到水冶镇的西北，截断日军逃跑的后路。”马启林告诉记者，“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团先打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正当我们为之一振时，没想到日军的增援部队也闻讯赶来，正好与我们碰了个面。”说到这，马启林捞起了衬衫，70年过去了，老人背上的刀伤疤痕仍然可见。“日本人和我们狭路相逢时一般都用刺刀，每次冲锋我总是在最前面，所以腿上、背上都挂彩。”
凌晨，我军战士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防线阵地，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尽管这股敌人比较精锐，也擅长巷战，但我军却想到了一个绝好的办法将其分而击之，“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三三制’，五六个人一个组，分别阻击敌人，避免大面积伤亡。而日军却采取了‘羊群战术’，一群群在一个地方负隅顽抗，这样必定伤亡惨烈。”“水冶镇一仗，是抗战中我们团打得最痛快的一仗，也是我们打得士气最旺的一仗!”如今马启林讲起这个故事，仍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