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于1990年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并于第二年开始评奖，以表彰业界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记者。从2000年开始，每年11月8日作为中国记者节，也与范长江有关。1937年的11月8日，以他为首的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于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一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童年时代的范长江生活上由母亲照料，父亲是川军的下级军官长年不在家。祖父范延馨是个思想开放的老人，鼓励青年人要有远大理想、刻苦奋斗，耳濡目染对童年范长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家乡求学时期范长江就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与一些追求进步的穷人家子弟组织革命小团体，积极参与了大革命的宣传工作。1927年初，他来到重庆，进入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不久四川军阀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青年学生死伤很多，中法大学也被封，但他侥幸躲过反动军阀的屠杀。考虑到重庆已经不能容身，一心追求革命、不满18岁的范长江来到武汉，加入了贺龙领导的部队并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的部队被打散，寻找部队未果。在汕头，他贫病交加，病到奄奄一息，竟被收尸人认为是死人几乎埋掉，凭着他对生命的渴望与年轻人顽强的抵抗力才死里逃生。大病初愈，为了维持生计，他先是到薛岳的军队当看护兵，后来又到方鼎英部，之后他随军队来到安徽驻下，此时已经是1928年的夏天。
当年下半年为求学与生活所迫，范长江通过考试进入南京的中央党务学校(一年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在学校里他因年小体弱，让同学们有点看不起，这激发起刻苦锻炼身体的劲头，终于练出了一副好身板。这是他在学校里的最大收获，有意无意中为日后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体能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他仍然是困惑的。面对新旧军阀混战、政府腐败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大失所望，后悔进错了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然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无视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还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一退再退丧权失地。范长江所在的学校当局同样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这让他深感愤怒。在一天晚点名的时候，范长江突然站出来，慷慨激昂地作了一番演说，呼吁同学们起来解救亡国灭种的危险，痛快淋漓地谴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那些教官们听得目瞪口呆，大多数同学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同学们虽然和他一样有抗日的热心，但仍被学校压制了。这时离毕业的时间只差半年，他下定决心宁可不要这一纸文凭也要离开这所学校。1931年年底，利用一个周日出校的机会，范长江只身离开了学校，他把学校发的衣服全部留在了学校，穿走的那双鞋子，到了北平后他还按价给学校寄回了钱。他就用这种方式表示彻底地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北平的生活也很艰苦。为了读书，他给北大的教授做过剪贴员，为北大的学子们练过早点摊。193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1933年下半年开始，他为北平《晨报》投稿并逐步当上了特约通讯员，同时还找了一份到中学讲课的兼职工作，经济上稍有好转。在此期间他扩大了自己的求知范围，从哲学、政治、经济、外语一直到军事领域都有所涉猎。为了研究抗日军事问题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曾想组织一个研究团体并在《晨报》上发了启事，虽然没有搞成，但此事在北大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效应。
1934年除了当新闻记者外，范长江还做了两件事。一是系统地研究了苏区的土地问题，这些资料都是从公开出版物上得来。二是去了南昌。在南昌，他通过朋友秘密躲在小旅馆里，如饥似渴地饱读了大量来自江西苏区的油印小册子、传单等。几百种来自苏区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与系统，但通过学习研究，他开始明白在此之前对共产党的了解根本不对头，是被人欺骗了。他还以自己当过军人的经历衡量红军，发觉红军是一支组织得极棒的军队，还知道了红军在江西打了诸多大胜仗，根本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取得了所谓“剿匪胜利”。南昌之行，收获很大，虽然没有完全解决萦绕心头的问题，但范长江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民党已经腐化堕落，共产党在认真革命。他带着继续研究共产党和红军政策的想法回到了北平。南昌之行成为他日后走向中国的西北角之滥觞。
二
由于范长江的出色文笔，他写的通讯受到读者的喜爱，影响也越来越大。天津的《大公报》又主动找他，让他断供天津《益世报》，专门给《大公报》写稿。从1935年年初，范长江成了《大公报》的专门撰稿人，但还不是报纸的“在编人员”，每月只给固定稿费15元，这已经是《晨报》给的两倍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到了1935年春天，四川西北部也有了红军的活动。从南昌回到北平后，范长江就有心去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他一直认为，将来与日本侵略者开战，中国的西北就是战时的大后方。虽未成行，但想法一直就没有放下。在得知红军的消息后，又闻听红军北上是为抗日，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件，而他更想搞清楚的是红军的目的。而此时，国民党对红军的消息不是封锁就是歪曲，用不实之言迷惑民众，范长江想搞清楚的也正是全国民众想要知道的真相。
欲知真相，就要接近红军甚至进入到红军中去。如何才能做到?去西北考察早有意向，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更加大了对范长江的吸引力。于是他向《大公报》提出作为旅行记者去西北考察，为报纸写旅行通讯，不要工资和差旅费，只要稿酬和报社提供方便，他没有说出此行的另一个目的。这样的“性价比”报社何乐而不为，范长江的要求被报社老板胡政之批准。
1935年春夏之交，范长江从天津启程，从塘沽乘船经烟台、上海到杭州。在杭盘桓一周后又经沪溯江而上至渝，7月初到达成都。一路走一路写，走过的地方都上了他的笔端。从社会新闻到政治经济金融，上至地方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从地方建设到自然风光皆有表现。如舟过三峡，寥寥数语便把三峡险、奇、危、美及民生之苦跃然纸上。年轻的记者笔力老到，眼光敏锐思虑深远，80多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些文章仍然不会让人乏味，呈现在眼前的是那个民族危亡时刻的社会百态，充分体现了记者倾心关注的是社会、民生，担忧的是民族的未来。
在蓉城期间，他曾只身一人(只雇了驮行李的)出彭县进深山老林，一心想撞见在四川西北部活动的红军，好探知究竟。山越走越大，林越走越密，人家越走越少。当地人看到他孤身一人，告他前路野兽出没，土匪(不是指红军)当道，都劝他莫冒险前行。他也看到当地的“土皇上”为非作歹包揽一切，县政府都对其无力管束，只好又返回成都另想办法。
短暂停留，他通过报社找到军队，利用军队的交通系统可以减少些危险。范长江于1935年7月14日开始了中国的西北角之行。第一段从成都到兰州。7月14日到9月2日，行程3千余里，沿途要翻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渡江过河，能借助舟车者十不及二三，余下只能骑马和步行，路途之艰辛非80年之后的年轻人可以想象。 第二段从西安到兰州，时间是1935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10日。第三段是沿祁连山南北麓的“百日旅行”，时间在1935年2月17日到1936年的3月10日之间。第四段是游历祁连山南北之后，绕贺兰山四围的旅行，时间为1936年的4月下旬到5月底。
范长江的西北行通讯向全国的读者打开了一扇探视西北地区的窗子。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本着客观地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向读者“透露”他目力所及的社会现状，勾勒出大好河山下的民生之艰。读他的通讯除了令人惊叹记者的才气外，总有一种沉重感。因为他的笔触更多地涉及底层民众，那些形同活骷髅似的鸦片吸食者，那些背井离乡的逃难者，那些十室九空萧疏的村落，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路旁尸体竟无人去掩埋。而民生之艰让读者不能不想到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政治黑暗，官吏腐败，政府无能不无关系。
此外，他西北行的另一个不为人知、却更重要的目的，他基本达到了：虽然没有进入到红军中去，但他走近了他们，得知了红军的大量消息。在向全国读者发回的通讯中，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活动的消息。他是自1927年以来，在中国合法出版物上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公开透露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的第一人。在西北行中他写了七篇分析红军动向的通讯，他利用对军事方面研究的体会，根据国民党军的排兵布阵对长征中的红军今后走向做出了预测。红军将领们也看到了署名“长江”的军事评论，不仅有所参考还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范长江到延安采访受到非常接待，或许就与这些军事评论有很大的关系。
从1935年的7月到第二年的5 月，他的足迹留在川、陇、陕、宁、青、内蒙古的广大土地上。他的旅行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起到了轰动效应，报纸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大增长。范长江也因此成为《大公报》的“在编记者”，工薪60元，一直到他离开报社。这些报道对全国的百姓来说无疑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受到极大欢迎，几个月的时间就连出七版。这一通讯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长江在中国新闻界的地位。
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流言蜚语充盈社会，真相不明的人们对中国前途无不担忧。事变爆发后，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作战地采访的范长江立即察觉到这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他没有请示报社，自作主张去西安与延安采访，“为全国读者弄清这一头等大事”。当时西北交通对外全部断绝，航空、铁路、公路皆无可通之路。
1937年1月18日，他由绥远平地泉(今集宁)出发，取道宁夏经兰州一路艰辛，直到2月2日总算来到西安城下，没想到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借口不满蒋介石滞留张学良于南京，制造事端枪杀东北军王以哲等将领数人而不能进城。几经周折于3日进到城里。通过《大公报》分销处找到了邓宝珊，又经邓找到杨虎城。4日午后，在杨的公馆里与周恩来见了面。范长江称“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范长江，说他“有一双精神而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虽然剃得很光，但皮肤中仍显示着浓黑的发根。身着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听着有点“像江西人”。握手之后，周恩来就对范长江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几年之后，这位范长江认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当天因为有旁的事情，没有作更深入的交谈，第二天他们两个人作了“竟日长谈”。所谈内容，首先是西安事变。周恩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共对事变的态度。在西安时，应周恩来的介绍，并在他的陪同下，范长江在西安七贤庄见到了叶剑英。叶是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的汉子”。“叶剑英的风度有点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他们的谈话主题依然是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在西安，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经延安同意后，周派车送他去延安。
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乘车赴延安。一共两辆车，范长江与博古同乘一辆车，除了他们，车上还装载了红军所需的物资。路上，范和曾任过中共总负责人的博古聊起了反五次“围剿”及红军长征路上的事情。6日晚宿三原。7日路上坏了一辆车，只好一车载人先行。晚宿洛川县政府，冬季屋里取暖烧炭，使范长江一氧化碳中毒，当感觉不对的时候已经动弹困难，说不出话来，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继续。他感到了危险，于是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滚下床，开了门，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气，几分钟后，才恢复了清醒。此次因大意而出的险情，让他感叹：“个人生命实在容易毁灭，不及时作些事，很快就告结束了。”这是范长江又一次死里逃生。
9日到达延安。范长江的下榻地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校门上贴了许多欢迎我的标语，因为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因为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所以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们几乎都来到他的住处，见见这个早知其名，并能精准预测红军动向的《大公报》记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这个文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具有深远意义。而范长江的到来，无疑能对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在不明真相的公众面前客观、公正、真实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有着巨大的帮助，所以他受到不同寻常的接待与此或不无关系。
范长江以他简洁生动的传神笔触，将他在延安见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第一印象，传达给了千百万《大公报》的读者。最先见到的是抗大校长林彪，以后依次来到的是“宣传部的吴亮平先生”，之后是廖承志，刘伯承。黄昏时分来的是林祖涵(伯渠)和朱德。“悄然出现的是丁玲女士”。“现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精到，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最后到的是毛泽东先生，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优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为长了一些。”与毛泽东一块来的是“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晚宴前的谈话紧张热烈。
范长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竟夜之谈”。竟夜长谈的话题极为丰富，在他写的通讯报道中，只是用千余言作了简要陈述。这“竟夜之谈”为范长江的革命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32年后，他回忆道：“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个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和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的，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从那晚谈话中，我弄清了三大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其一，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其二，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矛盾的关系问题;其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找到了。”
范长江本想留在延安搜集资料为写长篇著作做准备，但毛泽东对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我在的《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方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范长江离开延安，经西安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范长江，于2月15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时事评论。这篇文章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了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一发表即使社会轰动，成为当时的特大新闻。由于文章的内容与观点同西安归来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大相径庭，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此范长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受到监视。
3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接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这份谈话记录稿毛泽东给了斯诺一份，又请他转寄给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发表。毛泽东对范长江寄予厚望，而范长江也没有让毛泽东失望，在以后的新闻战线上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源：《中华魂》201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