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演达(字择生)14岁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24岁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经过军校学习和革命洗礼，邓演达成为训练有素的、新一代的革命职业军人，他服膺三民主义、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毕生志愿。军校毕业后，邓演达任职粤军第一师，转战两广和福建，在与桂系军阀和陈炯明叛军作战中屡立战功。邓演达对粤军第一师的最大贡献，是协助师长邓仲元改造部队。他主持制订和推行整军计划，以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方针，去除旧军队种种恶习，提高官兵政治素质，使粤军第一师成为忠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李济深说：“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情，就不可能有团结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为革命事业效命。”这是对邓演达所作贡献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演说，希望军校要培养将来的革命军骨干，为建立革命军准备人才，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指出，要实现军校办学宗旨，必须贯彻“主义建军”原则，培养军校学生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孙中山对邓演达治军才华评价甚高，将他从粤军第一师调至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希望他能为革命军校建设作出贡献。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有希望。”两达者，一达为张民达，另一达为邓演达。邓演达从投身“黄埔事业”之日起，不忘中山先生之厚望，为坚持黄埔军校“主义建军”办学方向，不懈努力，贡献良多。
黄埔军校建校之初，军事教官多是毕业于旧式军校或留学日本、德国等国外军校的，他们旧军队的积习和作风，难免给学员以种种不良影响，有碍于军校革命教育方针贯彻。邓演达对于旧军队恶习和军阀作风一向十分厌恶。他强调，“黄埔是培植革命军人的学校，不是制造新军阀的地方，这里不容许有军阀作风”。为在军校中树立革命军人的新精神和新风范，邓演达作出了诸多努力。邓演达人格高尚，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生活十分严谨简朴，虽出身行伍，但无旧军人腐败恶习。他毫不妥协地与军校中的腐败分子作斗争。
为了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邓演达倾尽心血，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团结友爱”。由于他有丰富的革命理论修养和演说家的口才，讲话极富哲理，富于吸引力和鼓舞性，使学生精神振奋，自觉抵制旧式军队的不良影响。作为出色的军队政治工作者，邓演达重言教，更重身教。在粤军任职之时，由于他的良好表率作用，他所带领的部队以纪律严明而成为粤军的模范。在军校，他从衣着、仪态乃至言行举止方面，处处严于自律，绝不给学生一丝一毫的不良影响，并以其人格魅力，深得学生敬重，被学生尊为革命军人的楷模，以当“邓演达式的学生”为荣。
在粤军独立营时，邓演达以严于治军出名。同时，他十分关心官兵生活，尤其注重维护士兵权益和人格尊严，在培养官兵感情和建立官兵密切关系方面也卓有成效。在黄埔军校，邓演达进一步发扬他在粤军中的治军方针。一方面，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有违反军纪和校规的行为，绝不姑息纵容;另一方面，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被学生奉为可敬可亲的导师。对学生中存在不同的政治信仰，以求同存异的原则给予宽容和尊重，绝不打压和钳制。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绝无以异己待之，而是一视同仁，“对共产党在学校进行组织活动采取维护态度”。一位信奉国家主义的学生以信仰不同为由，对邓演达当面表示不敬，本应按军纪以严厉处罚。但邓演达问清缘由后，对他因政治不成熟而导致的偏激所为给予宽容，“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慈祥地、关切地、循循善诱地打通思想，说服了他”，使该生在其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新的选择，“由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变成国民党左派中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在回忆自己的这段人生转变时，不无感慨地说：“邓教育长是真理的化身，假如没有他说服教育，我是前进不了的。”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为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努力，尤其是他提倡的现代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摆脱旧式军队封建奴化教育的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在任教育长期间，邓演达主持开办了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科，并相应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使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得以正规化。这是他对黄埔军校的又一贡献。
在粤军第一师的改造过程中，邓演达即实施对官兵定期进行军事政治轮训的制度，贯彻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给官兵灌输三民主义思想。任职黄埔军校后，他在担任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在军队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化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并得到苏联顾问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1925年底，中共首先提出在军校建立专门培养军队政工人员的政治科。军校的苏联顾问和在校任职的一些中共党员共同草拟了政治科教学大纲，并向教育长邓演达提出这一设想。一向重视军队政治教育的邓演达马上给予支持，并亲自出面主持政治科筹备工作。邓演达先是争取校长蒋介石的同意，同时一次次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扰。这些干扰包括总教官何应钦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还有第一副校长王柏龄之流腐败分子的捣乱以及教官和学生中的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对抗。可以设想，当时没有邓演达在军校中的崇高威望和他坚韧不拔的魄力，政治科就难以顺利开班。
军校创立之初没有政治部，“代替了政治部的是校长的几个政治秘书”。政治科设立的同时，邓演达改变政治部形同虚设的状况，落实机构建设，建立宣传鼓动处和组织处，配备充足的专职工作人员。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政治部主持下得以有效开展。
当时，邓演达还实行了军校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有校长、政治部主任、军事和政治顾问及各科代表，专门研究政治教育工作事宜，使政治教育工作成为军校从领导到全体教职员工都要关心和参与的事情。
邓演达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拥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具有政治远见和儒将风度的革命军人。早在粤军时期他就十分重视对政治文化水准低下的官兵进行政治和社会常识的教育，提高部队文化水平，帮助官兵改变旧军队的雇佣观点，树立为革命而当兵的意识。政治科开办过程中，邓演达与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共同设置了全面系统的政治教育课程。这些课程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组成，中国的民族革命，中国的反帝斗争，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社会主义的历史及其理论，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的青年运动，宣传鼓动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上述课程的讲授并非只限于政治科，其他班也有选择开讲。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教育工作机构的健全，进一步确保了孙中山的“主义建军”的办学方针的实施，使黄埔军校真正成为革命军人的摇篮。在此期间，军校第四期学员和政治科学生由于受到良好的政治军事教育，都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他们在部队里是同志们的榜样，在北伐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个时期，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为紧接而来的北伐革命的军队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军总政治部是在参照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全面推广和进一步发扬。
三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下，需要培养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以适应不断壮大的军队的需要，邓演达着手新军校的筹建。起初，他委任中共党员包惠僧创办政治训练班，随即又以黄埔军校政治科为基础，改政治训练班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武汉分校升格为中央军事学校校本部。
邓演达作为武汉分校主要负责人，坚持“主义建军”办学宗旨和有效地实施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多方面新探索，在革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上，比之广州黄埔军校有所发展和创新。
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国民革命军迅猛地发展壮大。邓演达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革命军队内的潜在危机。他指出，国民革命军内已有“军事工作的同志因胜利而骄傲而离开了党”，由于党在军队内的力量太软弱，所以这些 “倚仗武力的大人老爷们”大有笼罩着、威胁着革命之趋势。而在军队内部，“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太薄弱”。对于革命军队将领蜕变为新军阀的倾向，他指出要加强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军队接受国民党的指挥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否则“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谁能保障不产生无数的军阀”。
为防止中央军校成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新军阀的工具，坚持孙中山的“主义建军”的办学宗旨，邓演达早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提出，军校的教育要坚持“军队接受党的指挥”和“革命武装要与民众结合”的政治原则。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规定了军校性质是国民党培养党军将校的教育机关，军校实行学校委员会的领导体制。在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恽代英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下，武汉中央军校在当时革命队伍政治大分化的复杂形势中，办学方针始终如一。
在中央军事学校，邓演达一如既往地实行“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原则。课程设置方面，政治教育课程占了很大比重。他亲自主持政治科教学会议，研究学科设置和教材编写。军校开设的政治科目有系统的社会科学原理，如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原理、社会问题纲要、政治经济纲要等;有多方面的历史科目，如社会进化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等;革命理论和革命战略策略则是政治科目的重点课程，有三民主义理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党的组织及其意义、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法、中国农民问题、群众运动及群众心理等。这—套课程的设置，显然是希望通过正规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教育，培养这些未来的军事长官成为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修养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而不是旧式军队中的一介武夫。
黄埔军校拥有一批优秀的政治教官，他们大多数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其中中共党员有恽代英、包惠僧、高语罕、谭平山、施存统等。邓演达正是依靠他们保证了学校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培育了良好的学风。
邓演达尤其重视经常进行政治形势教育。他当时在党政军中兼职甚多，但从不忘每周一次向军校学生作政治形势讲演，他的讲演也最受学生欢迎。军校还经常邀请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和中共领导人作政治报告，有陈独秀、宋庆龄、何香凝、瞿秋白、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彭泽民、郭沫若、徐谦等。
邓演达作为有丰富革命实践的军事教育家，十分强调军校教育与革命实践的结合，十分注重学生参加实践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在他领导下，军校学生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成为当时武汉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1927年1月5日武汉民众收复汉口英租界的行动中，中央军校学生是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同时中央军校学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后备部队，在北伐河南时，曾参加了武汉地区的卫戍行动。1927年 5月，夏斗寅公开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率军进犯武汉。中央军校改番号为中央独立第一师。军校学生在叶挺统率下，奔赴前线，奋勇作战，打败夏斗寅叛军后，立即转战西征，迅速击败杨森，使武汉地区转危为安。中央独立第一师学生军虽是仓促上阵，且多数学生从未上过火线，却斗志昂扬，有相当的战斗力，立下战功， 这实缘于军校平日的严格军事训练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当时，在校长邓演达领导下，中央军校学生积极参与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他的政治动员使军校学生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投入运动，深入民众之中，宣传激励民众，是武汉群众性提高党权运动中的主力。
在邓演达亲自主持下，武汉中央军校政治教育成效卓著，学校有浓郁的革命气氛，为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所向往，大批青年接受革命理论的启蒙，树立革命理想，在这个革命军人的摇篮中，为以后的革命人生奠定了基础。
(作者：朱新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