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联的队伍里，有很多女兵。
除了大家知道的赵一曼和“投江”的“八女”这个战斗集体之外，那些默默无闻，甚至没有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女战士就更多了。
1959年周保中曾说：
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在基干部队里也有个别人逃亡叛变的，每个战士的身上负荷是很重的，除了携带枪械弹药外，还得背上自己的给养、预备服装、小帐篷、小火炉、锹、镐、斧、锯和炊具等等。妇女同志除上述东西以外，还要携带药包、尺、剪、补衣碎布和针线。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的话，女队员就要多加上五斤到十斤。因此，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东北抗联老战士胡真一讲过这样的故事：
1936年3月份，我参加了抗联。
那时候没开伙，吃住在老百姓家里。百姓有好东西就拿出来给我们吃，他们说抗联是穷人的队伍，你们打日本，我们当帮手，一块儿打日本鬼子。房东家很穷，窗户没窗纸，睡南北大炕。游击队里纪律严格，老百姓睡炕上，我们睡炕沿下，铺一些草就那样睡。
炕上总会比炕下暖和，我就想上炕睡个暖和觉。我愣头愣脑，梳个小子头，脸黑瓷瓷的，房东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愣头青呢。没想到我把事情闹大了，影响了新媳妇家与抗联部队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个大冷天，手脚冻得像猫咬似的。听说一家娶亲，新媳妇被接到了刁翎兴龙沟。我可真有福，被分配到娶媳妇这户人家里住。我心里乐开了花。我去洞房看新媳妇，新媳妇见我的样子眼生。我摸了摸炕头，觉得很热闹，把着新媳妇的肩膀上了炕，坐在新媳妇身旁暖身子。新媳妇恼脸子，我就下了炕出去了。新媳妇对新郎说，一个长得瘦了吧唧的黑小子上炕碰她，这是什么抗联?调戏妇女，跟土匪一样!
新郎到部队领导那里去告状：什么抗联?调戏妇女!
领导动怒，抗联部队竟然有这种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违反纪律调戏妇女，一定要找出这个人。领导派陶副官去处理此事。
最后找到了我的头上。我一出现，人家一下子认出了我，说是“他”。
陶副官听了哈哈大笑，一下子把新郎笑懵懂了。你们手下的兵调戏妇女你还笑?
陶副官说：你仔细瞧瞧，是“他”吗?新郎说不会看花眼的。
陶副官说：她是女的，不是男人。
新郎半信半疑地问：是女的，脑袋上怎么没留头发?
陶副官让我到新媳妇那里当面认错。
我去新媳妇那里认错，新媳妇知道我是女的就呆了。我解释说，站岗站冻脚了，一是看看新媳妇长啥样，再就是想暖和一下。新媳妇解除了误会，她问我：你这么个岁数还是女孩，怎么来当兵?我说：打日本鬼子呀!随后，她还让我上炕焐脚。
这一个笑话传到了军部，很多人见我就笑。领导批评我，女孩子要稳当些，不能像猴子似的蹦来蹦去的。被人告了一状，我开始注意衣着了。后来我又随部队来到这个村子，还是住在这户人家里。我跟她叫嫂子，那个亲热劲儿，我现在都没忘。
二
当战斗打响时，女战士付出的更多，有时是丈夫，甚至是孩子。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给笔者讲过她生第一个孩子时的情景：
1938年，我生下一个男孩儿。当时的环境恶劣，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我又没有奶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小生命自己挣扎，情况一天不如一天。第五天，儿子死了。我因产后受风，全身浮肿，也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一对朝鲜族老夫妇急得没有办法，只是看着我流泪。我想起在六军被服厂时，用老鸹眼树皮煮水给伤员洗伤口，可以消毒，就让他们找这种树皮用水煮。我用这水擦洗身子，还真见效，浮肿慢慢消了，身体开始恢复了。
抗联老战士金伯文也讲过她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情。她说：
农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在行军中，我的腹痛渐渐加剧，部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的第一个儿子在冰天雪地里降生了。朴大姐替我接的生……这时一个同志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衣，把孩子包起来，再围上一条破军毯，然后由朴大姐背在背上。我年轻，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孩子生了下来，就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身子顿时感到格外轻松，快活极了，马上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行军。晚上，我们围着火堆取暖。朴大姐把孩子从背上取下来，打开一看，孩子安然地躺在里面。是啊，这个小生命还活着。同志们都高兴地围过来，欣然地看着，笑着，忘记了白天的紧张和疲劳，都各自将自己平时保存的一些补衣服用的旧布拿出来，给孩子当尿布。朴大姐拿着旧布，凑在篝火边，一针一线地给孩子赶制了一件小棉衣。我十几岁就离开了母亲，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生下这第一个孩子，若没有朴大姐胜似母亲般的照顾，我想这一关我是难过的，真是多亏了这位有经验又能体贴人的好大姐(她于1963年左右病故于长春)。这时张忠福还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肇华”，就这样孩子开始随我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了。
1939年，20岁的金玉坤经组织介绍与第十一军大队长隋德胜结了婚。金玉坤怀孕后，仍坚持战斗，1940年4月14日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儿。隋德胜没有时间看望金玉坤和孩子，只让警卫员送给金玉坤200个鸡蛋，这些鸡蛋大部分都被金玉坤送给了伤病员。部队首长根据战斗需要，动员金玉坤把孩子送到山外老百姓家抚养。金玉坤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孩子送给了一个老乡。望着孩子稚嫩的面庞，金玉坤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在上面写下一行字：“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0年4月14日生，乳名凤兰。”然后，她把布条系在孩子的内衣上，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位老乡把孩子带出了大森林……
多年前抗联老战士李敏曾给笔者讲过，东北抗联的女战士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她们有着惊人的毅力。有一名女战士叫许洪清，是七军的，她有一双解放脚，脚小，鞋大，由于长期行军，脚都磨破了。尽管如此，她还坚持随军行动，而且还背个没满月的孩子。
在一次被敌人追击的紧要关头，她怕孩子哭，引来敌人，就给孩子的嘴里灌上了大烟水，让孩子迷迷糊糊地睡觉……
三
“八女投江”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一部，于返回宁安途中，在林口县乌斯浑河与日军遭遇。战斗打响后，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及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八名女同志主动承担掩护大部队突围任务，在弹尽粮绝时跳进乌斯浑河壮烈殉国。这一事迹1949年以后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记录“八女投江”故事的是周保中。如果没有周保中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能“八女投江”的故事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1938年11月4日，周保中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我五军关书范师长于西南远征归抵刁翎，半月前拟在三家方向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深久历史之金石峰及妇女冷云、杨贵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宝清有我联军第五军第三师八团一连激战日贼及伪蒙军之烈士山，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1948年秋，女作家颜一烟准备以“八女投江”为题材写一个电影剧本。她找到了冯仲云，冯仲云给她讲了许多气壮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故事。当她说准备写“八女投江”时，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还给她开了介绍信，为她提供了许多采访的方便条件。剧本初稿写完后，颜一烟又请冯仲云审阅，并就能否虚构等问题征求冯仲云的意见。冯仲云看完剧本后非常肯定地说：“当然可以，艺术不是照相。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说来，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
周保中的日记和冯仲云的积极支持，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才使得“八女投江”的故事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光彩照人。
冷云等人牺牲后是留有尸体的。后来，胡真一回忆说：
河里有柳树，有的被水冲到下游，有的背包挂在树枝子上。人起不来了，八个人一个都没出来。师里派人去找，没找到人。
就要封江了，部队还要远征，柴世荣提出部队直接撤到穆棱。第二年春天开江了，这几个人挂在树上，八个人的尸体被树毛子给挂住了。柴世荣决定把八个同志的尸体捞出来，挖坑把八个同志埋葬了，就在河边挖坑把人埋了。柴世荣对我说，冷云也死了，死得挺惨，在柳树毛子里捞出来的。他心情不好。
当时八女有坟，后来坟被水冲平了。
四
2007年10月31日，笔者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忠诚》剧组到黑龙江鹤岗采访李桂兰老人。
李桂兰在1938年3月15日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在汤原县监狱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后来被送到哈尔滨判处十年徒刑，直至1944年5月才出狱。李桂兰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老人讲她曾被日本宪兵在手指上钉过竹签。笔者拿起相机拍下了老人的手。可能由于当时情绪激动，手不稳，照片拍虚了。现在从发虚的照片上还能看出老人的每个手指甲都是变形的、发黑的。
2012年7月，笔者到哈尔滨采访，见到了李桂兰老人的女儿刘颖大姐，她给了笔者一份敌伪档案。档案的前几页赫然写着“三江省警务厅长”桂定治郎、“治安部警队司长”涩谷三郎的名字。
档案上清晰地记录着：
嫌犯李桂兰，于当地约学习六个月汉文，二十岁时移居三江省萝北县鸭蛋河宋太梨及依兰县宏克力南沟等地，务农。昭和十年三月前后，经反日会青年高吉良劝诱，加入汤原县太平川反日会，向妇女宣传反日思想。为了进行妇女反日会组织的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汤原县洼区委妇女部干事、依兰县委(或区委)妇女部负责人，开展妇女工作。昭和十一年十二月，由于与党员小周的恋爱关系，被撤下来，转至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被服厂，从事抗日军服的制作、缝补、洗涤等工作。昭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与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四师政治主任吴一光结婚后，屡受共产党教育，抗日意识愈发强烈。审讯中，虽为妇女，却严守党规，顽固拒不交代。性格狡猾阴险，毫无悔改之意，无同情余地。
李桂兰判处死刑。
……
抗联老战士吴玉清说：
说起打仗，和吃饭一样平常，大仗小仗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第一次拿起马盖子枪，心里很害怕。我才十几岁的小孩子，一个姑娘，怎么能不怕啊!可是呀，真的打起来，看到鬼子的凶样，看到身边战友倒下了，流血了，你就会勇敢起来，什么也不怕了，什么都敢干了。1940年，在尖山子一带，我们和鬼子交上了火，这仗打了一天，敌人多，但我们控制有利地形，所以打得难分难解。撤退的时候，我的战友于秘书被子弹击中腿部，倒在地下。我急忙拿个绑腿把他绑在我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了一路，他的鲜血洒了一路，再往前走几里，就要到密营了，他却死在我的肩上了。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那时的三八妇女节，各军的女战士在抗联密营中也过，不过是唱唱歌跳跳舞。像抗联七军还专门给妇女写过歌，名字叫《妇女要解放》，后来这首歌在其他部队也传唱过。
这首歌歌词很长，后由三军女战士邢德范忆唱，由文艺工作者记谱整理，使我们知道当年抗联女战士还有自己的歌。
那时的女战士正值青春年少，在部队中也学习文化，恋爱的时候也和现在一样写写情书。那时纸张缺乏，男女之间就用桦树皮代替纸张写情书。反映抗联生活的歌剧《星星之火》中就有一个唱段叫《桦树皮，是我哥哥写来的信》。
2007年5月20日，笔者同抗联老战士李敏一同到黑龙江鹤北林区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考察。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桦树林，她就撕下了一块树皮抄录了《桦树皮，是我哥哥写来的信》的歌词送给了笔者，笔者一直保存到现在。
当时部队是严禁士兵谈恋爱的，但各部队的处理方式不同。
当时妇女参加部队的比较多，而且战士们基本上都处在青春期和情窦初开的年龄，难免有心生爱慕，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来，各军的处理方式不同。
五军的处理方式是：“关于妇女参加军队工作，在目前已成了严重形势，如再不彻底想办法，对队员工作精神上、战斗力上、思想转变上恐都要走上相反的状态。最好从今以后把我五军妇女同志不管结婚与否，完全集中到军部成立被服厂，她们的任务完全担负被服厂及病院看护之责任，不需要在队内。”
三军的处理方式是将男女分开。2012年5月28日，笔者在依兰迎兰镇问过抗联三军女战士刘淑珍。她说：你上那个师他上那个师，你上那个团他上那个团，都那样。也不说你们，要不赵司令这样好呢!不说像别人我怎么处理你们，人家不的。这样给你拨拉开多好啊!处理他干啥呀!
战争环境尽管很艰苦，但也不缺乏浪漫，这就是人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