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的北平长安街上，由6000大中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大街上涌动，他们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这是抗战爆发前夕，发自民众的最为响亮的呐喊。从此再到后来的“双十二”事变，由北平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最终成为改变中华民族抗战进程的两个重要时刻。见证过这让人热血沸腾一幕的钱丹辉老人，今年已经87岁，当年与他共同参与游行并越墙逃脱国民党宪兵追捕的旧友，如今大多已经作古，但是在他眼里，那段青春岁月依然不曾褪色。
口述者：柴书林
身份：原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员
1935年8月，我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一年级的同学全部被安排住在三院(当时府右街李阁老胡同内)。记得系主任姓李，他教授资本主义经济，课时，他多次规劝同学埋头读书，就能挽救国家危亡。可是华北危亡，同学中除过极少数醉生梦死和国民党安插在学生中的特务外，绝大多数学生都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以身报国，主张积极抗日。我们一年级的同学正是这一部分成员。
那时同学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抗日的问题，正在这时，《八一宣言》送到我们面前，饭堂、阅览室，甚至课桌上都出现了鼓舞人心的《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进步学生所接受，并成为同学们学习的主要课程和行动纲领。
当年7月中日正式签订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量主权。其后，“华北自治”更让华北局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这种危难时刻，“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大学三院的大门被先前赶到的警察、汉奸、特务严密封闭住，他们以为封住学校大门，就可以把来势汹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封锁住。连死都不怕的同学们越墙而出，或单个或三五成群绕道向预定地点———新华门前的候车站靠拢，因为三院位置距新华门最近，所以游行中，北大三院的同学走在队伍最前列。
从请愿到游行，我和北大三院的同学们始终站在队伍最前列，由于警察、宪兵阻挠，队伍在行进到西单附近时受阻，随后，又在西四牌楼重新组织列队，但是无论遭遇到什么阻力，我们手上高举的巨幅标语从没有放下来。一整天时间，三院的同学没有人离开过游行队伍。
游行结束当晚，返校同学就商定由三院政治、经济、法律、商学四班中，推选出二至三名代表组成三院学生会，以便将活动推到最高潮。因为有了组织，全院罢课得到全体同学响应和支持，不但同学自身提高了抗日救国的认识，还开始发动自己的同乡以及中学的同学参加，这些行动都为6天后进行的“一二·一六”全北平市大游行、大罢课，做了充分准备。
我(指钱丹辉)和柴书林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友，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北平解放后，有一天，我俩经过北京王府井大街翠华楼前，柴书林突然手指着电影院门前的石柱说，当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就是从这里脱身的，这时我才知道，他参加过“一二·九”，而且还是其中一名学生领袖，游行时，他手里打着巨幅标语，始终走在队伍最前列。本来应该由他本人来讲述这段历史，可惜的是，在1995年，我的这位老朋友因病去世了。有关他的全部记忆，部分是我记挂着点滴的记忆，有些是来自他多年前写成的回忆录。
呐喊
2005年6月28日，西安市灞桥，当年张学良站立过的土台子已踪影难觅。宽敞的大路上飞驰着各式车辆，两侧新栽植的柳树挂着一抹深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当年群情激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青年学生，如今也都是年迈老者。毕竟发生在69年前的往事，已经走出视野外很远。
光阴远遁，并不意味着记忆褪色。1935年，远在南京中学读高二的钱丹辉就是那个年代“一二·九”运动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当年12月15日，时年16岁的钱丹辉，看到《时事快报》上刊载的北平“一二·九”运动遭当局镇压的消息，气愤不已，回到学校，他手书下“华北危，困难亟，死读书，有何益?”12个大字张贴在学校的公布栏上，更多学生给了他回应。随后，数千学生，自发结队朝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广场聚拢，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北平被捕同学，强调学生有爱国救亡的自由。
两天后的午夜，一阵急促哨音响过，经南京中学自治委员会组织的游行学生，密密麻麻列队在操场，他们用行动来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抗日救亡愿望。
也是从“五四”运动起，北平的大学生就一直走在全国宣扬抗日救亡的第一线。1926年3月18日，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因日军与冯玉祥所部在天津大沽口发生武装冲突，而向段琪瑞政府请援时遇害，噩耗传出，鲁迅先生愤然斥责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当外侮临头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同仇敌忾。“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范长江写的《成兰纪行》在平津学生中广为流传。爱国无门的热血青年到延安“北上抗日”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从“一二·九”到“双十二”，由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全国救亡运动的热潮被迅速掀起，前后整整一年时间，在爱国学生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正式展开。
1936年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冒着严寒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向华清池进发，要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奉蒋命，在西安灞桥拦住游行队伍，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深为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他用人头向请愿学生保证，“10天以后，我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3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建国后，女作家杨沫写成了小说《青春之歌》，作品中热情讴歌了“一二·九”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59年，同名电影中，卢嘉川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青春活力，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共产党人形象。
怒潮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时30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拥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游行队伍在经过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头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
次日，北平学联决定各学校学生总罢课，积极酝酿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南京、济南、天津、青岛、南宁、长沙、厦门等地学生、职员，纷纷集会，发表宣言，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12月16日，北平大学生再度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44所大中学生参加游行。当日清晨，爱国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会后，数万人上街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砍伤、刺伤及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重伤75人，被捕46人。
12月18日，天津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实施罢课;24日，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举行全市示威游行;随之，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相继举行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援和罢课，支持“一二·九”运动。12月9日到12月16日，仅一周时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1936年1月2日，以“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由平津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别从北京、天津出发，历时3周，徒步350余公里，沿平汉路南下，深入农村扩大抗日宣传。在南下宣传团感召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纷纷成立。
同年2月1日，返回北平的“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大会，组建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6日发表成立宣言。
3月31日，北平学生1300多名学生在北平大学三院抬棺集会，悼念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一二·九”运动中被捕学生郭清。随后举行的大游行中，遭到军警突然袭击，学生“多被践踏，惨不忍睹”，伤达百人，被捕53人。北平大学校长在当局授意下，宣布将被捕学生开除，并停止北大学生会的一切活动。《自由评论》发表文章高呼：“万般有罪，爱国无罪!”
6月11日，北平学生代表根据全国学联关于反对日本在华增兵，响应西南方面抗日主张的决议，准备举行大游行，军警闻讯后，将各校包围。13日晨，大部分学生越墙而出，在鼓楼召开市民大会，参加者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