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我在中学读书时印象深刻的一次社会活动，那就是参加了戴天伦的葬礼。
戴天伦原籍阜宁施庄，1903年出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先后参加过“九·一八”救亡运动和“一·二八”淞沪战争，曾被拥戴为南京大学生铁血义勇军中校大队长，率众赴上海前线与十九路军一道守土杀敌，荣获嘉勉。抗战伊始，戴公先后任靖江、东台、盐城之军政要职(县长兼保安团上校团长)，积极备战。1938年4月，侵华日军首次进犯盐城，他率部于农村坚持游击，不断伺机杀敌;后日军被迫南撤时，他仍带病率部追击;后因劳累过度，病情日重，终逝于任内，时年32岁，实为英年早逝。当时江苏省政府特明令褒扬他“守土尽职”、“收复失地有功”，决定以阵亡将士待遇予以优恤，回原籍建墓立碑。后由阜宁县长于1939年1月主持了隆重葬礼，将戴公遗体安葬于阜城公园东侧，当时阜城各界民众倾城挥泪哀悼。笔者也正是通过这次送葬活动，深切感悟到了爱国主义精神之崇高和尊荣。
(二)
抗战初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英烈，还有牺牲于和日寇肉搏之中的马玉仁将军。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听父辈们讲述过不少关于“闹马党”的传奇故事;参加革命后，才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评价这位从旧社会蜕化而来的英雄。
马玉仁原为清末之著名盐枭，辛亥革命前后又利用军阀混战，顺时应势，从中屡获封赏，历任淮扬镇守使、护军使和直鲁联军十二军军长等职。后在蒋桂阎冯混战中，他因助冯反蒋而遭通缉，被迫隐归故里，置业兴垦于今射阳中兴桥一带。“七七”事变后，他虽已年过花甲，仍基于卫国保家、救亡图存，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抗日。他曾亲赴上海、香港购置武器弹药，自筹粮饷，广召旧部，组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抗日武装，转战于盐阜海滨。日军虽屡以高价诱降，均不为所动。1940年1月3日，日军突然包围其驻地安乐港，马率部御敌，身先士卒，受伤后仍与敌搏斗，终于以身殉国，时年已届66岁。
当时，上海《申报》曾报道“苏北民军司令马玉仁率部与日军肉搏殉难”;江苏省政府报请批准马为享受中将军衔的抗日烈士。今南昌抗日将领纪念碑中，马亦名列其中。更令人欣慰的，是在马牺牲后，其余部仍由其外甥计雨亭率领，并在盐阜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受编于新四军，这也是符合马公遗愿的抉择。
(三)
自1940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盐城以后，随着盐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在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有众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抗日而光荣献身。其中有一位被陈毅赞誉为“苏北之鲁迅”的宋泽夫先生，是我盐阜地区抗日时期爱国民主人士的杰出代表，其高风亮节特别感人。
宋泽夫先生1872年生于盐城宋村，自幼秉赋聪慧、好学不倦;1895年赴淮安会试时名列第一，后又考入宁属师范学堂，立志兴学育人，宣扬革新。他从1903年开始，到1924年为止，经过二十余年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创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亭湖教育系列，开盐邑私人办学之先河。“五四”前后，他还大力兴利除弊，移风易俗，积极推行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通过自办报刊来揭露和鞭笞一切邪恶落后现象。“七七”事变后，他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而奔走呼吁，挺身出任盐城县抗日同盟会会长，以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唤醒人们对于祖国的责任。盐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他先后被拥戴为盐城县临时参议长和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参议长。他曾写下：“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头可杀，不可磕;腿可断，不可屈。”1942年3月18日，公不幸为日伪军所俘，仍昂首挺胸，痛斥日伪，拒绝一切诱惑。在多方营救下，他得以乘隙脱险。但终因身心受创甚深，病情日重，于1942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70岁。后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抗日烈士，著有《横眉集》传世。
有位历史学家说过：“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倘若国民忘记了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一页，那么这页历史就可能重演。”因此，我们应当牢记八年全民抗战这一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牢记先烈们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从而不断提升在全民战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