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位于邱县西北部漳河故道东岸，该村地多人少，交通闭塞。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兵工厂、供给处、联络站、军医院等均设在大寨村。当时全村地下共产党员已发展到四十余人，党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并先后成立了武委会、自卫队、青抗先等群众抗日组织，队员达一百余人，是抗日时期的一个坚固堡垒村。
1940年，八路军兵工厂先迁到大寨村，设在张富春家。兵工厂有30余名工人，主要生产手榴弹，这是当时对敌作战的主要武器。大寨村群众对兵工厂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他们主动为兵工厂做些杂活，不取分文报酬。八路军供给处设在李梦月家，为八路军供应粮食、衣物、枪支弹药。联络站设在赵锡岭家。武工队队部设在张自房家，队长叫郝运昌。张自房家屋内有地道，可防敌人突袭，武工队员白天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天黑外出侦察敌情，寻机打击敌人。
1941年，八路军后方医院设在大寨，二百多名伤病员分住在群众家中，每户少则住一两个，多则四五个。群众对伤病员照顾得非常周到，还帮助医院做些护理工作。群众把仅有的一点细粮节省下来让伤病员吃，军民关系亲如一家。部队领导非常关心伤病员的生活和治疗，经常来看望慰问他们。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日伪军的严密封锁，造成药品严重紧缺，医务人员常用大盐水代替消毒液为伤员冲洗伤口，伤员咬着牙，忍着疼痛配合医生治疗。
后来曲周县龙堂村修筑的日伪炮楼距大寨很近，为防止敌人偷袭，八路军兵工厂、供给处、武工队先后撤离大寨，只留下军医院。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军医院在村南方圆七八里没有村庄的南大洼挖了一些地窖，窑顶用柴草和土覆盖，并种上庄稼。一般情况下，敌人发现不了。但在一九四二年“四?二九”日军大扫荡时，敌人的马队路过南大洼时，踩蹋了伤病员的窑顶，暴露了目标，百余名伤病员虽经顽强拼搏，最终还是惨遭日军屠杀。此后，驻龙堂炮楼的日伪军受命盯上大寨。敌人对大寨群众是又恨又怕，早有袭击大寨的图谋。
1943年，邱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大寨由灾前的六百口人死逃得只剩下二百多人。天一黑，整个村子鸦雀无声。1944年3月18日，黎明前曲周龙堂炮楼出动40多名日伪军，由汉奸带路突然将大寨包围，八路军伤病员负责人老罗刚跑到村边被日军机枪打死，还有一位叫大包的群众在逃跑中也被日军打死，日伪军进村后沿街叫喊，让群众到村后大庙集合开会，群众有的关门躲在家不去。日军见叫不出群众，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户搜查，把全村在家的群众逼到村后的大庙里。日军让男青年站在台上，让妇女、儿童和老人站在台下，并在某一高地架起机枪防止群众逃跑。日军对站在台上的男青年逐一审问了姓名后，开始训话：“大家都听着，哪个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村长，皇军有赏，知情不报者恪杀勿论”。日军连喊子多次没有一个群众吱声，于是日军就逐一查验每一个的手，手上有老茧的回家，手上没有老茧的留下，共计十一人留下，他们是农会主任张文华，武委会主任邢书轩，村长张文生，自卫队长郭廷栋，青抗队长张云鹏，模范班长张云鹤，张寿春，他们七位都是共产党员。还有群众张云兰、张子坤、张子房和苏银堂，日军将这11人带到龙堂据点后，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用木梯压身坐人，灌辣椒水，皮鞭、棍子打，把他们折磨的死去活来，可是他们谁也不招供，就这样敌人对他们折磨的有十天之久，许多人被打成了重伤，奄奄一息，不能动弹，敌人怕他们死在炮楼里，就把张寿春、张云兰、张子坤、张子房、苏银堂等五名同志扔到炮楼外边的防护沟里。半夜醒来，他们咬牙坚持，一步步爬回家里，拣了一条命，但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对以后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很大。其他六位同志被送到了曲周监狱继续遭受敌人酷刑折磨，至今六十多年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毫无踪迹。当时监狱不管饭，让家属送饭，亲属们必须每天往返八十里路为亲人送饭，受害人张云鹤的媳妇张桂氏一提到给丈夫送饭之事就满含伤心之泪，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她说：“当时云鹤才20多岁，是家里的顶梁柱，两个孩子尚幼，灾荒年刚过，家里缺吃少穿，我们一家全靠云鹤生活，云鹤被抓对我们打击太大，整日以泪洗面，伤心欲绝，为了孩子和丈夫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为了给丈夫送饭，我每天半夜起来求亲访邻为云鹤寻找食物，黎明上路为他送饭，我脚小，走路不方便，有时一天回不来，就住在半路亲属家。”回想起当年送饭的情景和失去亲人后的生活艰难，张桂氏仍悲伤不已，强忍失去丈夫的悲痛，携6岁独子贵春艰难度日。含辛茹苦抚子成家，至90岁时，已有3孙4重孙。临终仍不相信丈夫已死。盼望能活着归来。
六位壮士都是共产党员，在狱中他们忍饥挨饿，受尽酷刑，仍与敌人坚持斗争。结果被日军残害或被运往日本做劳工，至今仍是个谜，连尸体也不知流落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