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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战役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哈丁战役的战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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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耶路撒冷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丁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像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耶路撒冷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萨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 [ 注: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 ;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阿拉伯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阿拉伯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萨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阿拉伯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哈丁战役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战役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萨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耶路撒冷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战役与哈丁战役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战役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撒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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