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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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日谈判“二十一条”起，中方不断泄露谈判内容，以期触动各有关协约国，让它们给日方施加压力。但各协约国担心日本与德国议和，同时顾及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对日本的行为并不加干涉，只是通过国际压力，迫使日本删去了对各国有威胁的内容。
因失去列强支持，又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的利诱下，袁世凯同意接受“二十一条”。8日下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各政府大员均迎合袁世凯的意见，仅段祺瑞表示要以武力相抗，但袁世凯以国力未足，加以拒绝。
“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25日，中方代表陆征祥和日方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了“中日条约”和换文。
在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
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时报》刊载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血书：“五月九日永记勿忘。”
接着，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运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
5月24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在城内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国民大会，“征集众意电请中央停止签字”，到会者七八千人。郑汝成派军警到现场镇压。大会代表至制造局表达众意，要求电达“政府毁约力争”，又被拘押营仓。次日，仍在九亩地召开大会，郑汝成再派军警前往“弹压禁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