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清朝的人口数量从顺治年间的约七千万爆炸式的在一道光年间增长到了四个亿，仅仅只用了一百多年。四个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即使按照最高数量估算，清朝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人口数量最多时期是明朝万历年间，但人口总数也不会超过两亿，明朝之前的历代人口数量更是都没有过亿的记录，而清朝的人口数量在顶峰时甚至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朝人口爆炸增长的这一百多年，西方各国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近代社会，但是中国依然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清朝是如何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古代实现了人口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一、高产粮食作物引进，种植技术进步
无论什么时代，粮食产量都是跟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中国自古以来的粮食作物主要就是“五谷”：稻、黍、稷、麦、菽，这些粮食虽然能够满足营养需求，但产量和抗灾害能力还不够强，光种植它们无法养活四亿以上的人口。
然而，伴随着新航路开辟和明朝解除“海禁”，土豆、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在明朝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我国，并且在清朝得到大面积种植。这些原产于美洲的外来作物具有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特点。
以甘薯为例，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曾经在《甘薯疏》中写道：“岁戊申，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藷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明确指出了灾年种植甘薯的优点。这些外来作物可以在水土贫瘠的山地生存，直接让土地的可利用率得到提高，粮食产量随之上升。
此外，清朝官方还对很多传统种植技术进行了改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例如，利用水稻喜热好水的特性在温度高、天气湿润的两广两江地区大力推广双季稻，使得“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的收获模式成型，水稻产量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二、废除“人头税”，实现人地分离
在中国古代，土地税和丁税，土地税按照土地面积的多少来收取，而丁税则是按照人口来征收，俗称“人头税”。这种税收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直接导致了地主豪强地多人少，纳税少，贫苦农民地少人多却纳税多的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因此，历朝历代地主积极虚报瞒报，农民则纷纷隐匿谎报人口进而人口大减，税收减少。
到了清朝，统治者找到了改变这种现象的好方法：先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下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意思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之后出生的人不再额外征收丁税了，将丁税的总数固定在康熙五十一年。
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又进一步将康熙五十一年固定的丁税平均分摊到了土地税之中，不再以人口作为收税的标准，加上一些放宽户籍管理、解放劳动力的配套措施，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史称“摊丁入亩”。
从此以后，人口与土地分离，地主不得不实事求是用地交税，农民生孩子也放得开了，“黑户”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导致人口迅速增加。
三、人口活动范围空前加大
清朝疆域面积辽阔，虽然不是历朝历代面积最大的，却是历朝历代控制力最强的。最主要的是，清朝出现了多次向这些边疆地区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情况，例如“湖广填四川”、“走西口”、“走东口”、“闯关东”等等，到了使得中原王朝人口的活动范围空前加大，耕地面积增加，人口数量也随着水涨船高。
四、医疗水平有所提高，人口死亡率略有下降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中国古代的传统医疗技术又以经验总结为主。因此，清朝所具备的医疗经验应当是历朝历代最多的，故医疗水平有所提高。
例如，明朝隆庆年间，我国发明了可以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而清朝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深受天花毒害。
例如，清朝豫亲王多铎、顺治皇帝均死于天花，康熙皇帝也因年幼感染天花而落下一脸的“麻子”。
因此清朝官方大力推广人痘接种法，使天花这种传染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明朝后期李时珍编写的“东方药物巨典”《本草纲目》总结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药物，在清朝人的用药治病上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减少了因用药错误而意外死亡的人数。
不过，清朝的医疗水平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性，只是相对于之前的历朝历代有所提高，但还是无法与同时期已经开启近代医疗技术的西方国家相比。不过，在减少人口死亡率上，提高人口数量上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清朝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虽然天灾战乱不止，大量人口死亡，但总体还是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可以说，是清朝奠定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基础。
然而，人口数量的暴涨却并没有解决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君主专制顶峰”、“文字狱”、“政治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一个坐拥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大潮流，被西方列强肆意欺辱了一百多年，实在是让今人扼腕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