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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婴儿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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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之中国乃至现今,都有着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人类繁衍之路并不顺遂,行至康熙年间,中国人口总数有了较高增长,却也依然无法改变婴儿存活率极低的状态。据清朝人口学研究表明,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仅在30左右。

清朝时期,就连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虽有较高的生育率,却也保持着令人诧异的高死亡率。

康熙皇帝一生共繁育35位皇子、20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27位皇嗣,死亡率高达51%;雍正皇帝一生共繁育10位皇子、4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5位皇嗣,死亡率高达60%;乾隆皇帝一生共繁育17位皇子、10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15位皇嗣,死亡率高达44%;这种高生育率同时伴随着高死亡率的情况,直到晚清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差点被钮祜禄·和珅招为女婿,道光二十年才病逝的清朝名臣索绰络·英和,共有子、孙、曾孙辈37人,竟有21人早殇,死亡率高达57%;清末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一生共育三子六女,仅有一子成年,死亡率高达89%。

另外,晚清皇室成员虽也有较高的生育率,但依然伴随着令人恐怖的死亡率。王公贝勒、朝廷勋贵尚且有如此骇人的高死亡率,居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可想而知。

高死亡率的原因

清代婴儿或者儿童高到离谱的死亡率,后世往往首先归结于民之贫苦、饥饿抑或战乱频频、瘟疫横行所害;但如此致死原因,倘若置于统治阶层的皇室成员、满蒙勋贵身上,却并不成立。

医疗资源的匮乏和医疗条件的明显不足,或许能够解释这一问题。有清一朝,从统治阶层到基层百姓,小儿生病唯一的依赖就只有中医,但中医之特点的见效慢,让诸如风寒、天花、咳疾等都无法及时治愈而发展严重及至夭亡。

晚清时期,虽有教会医院和西医诊所的开办,但对此带有质疑声音的民众始终未将其视为最佳诊治办法,再加上西医诊治的费用往往较高,这一时期的西医、西药并未形成规模,成为解决小儿高死亡率的最佳办法。

晚清名臣,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外公——张佩纶就曾经对为自己诊治的西医有过评价:江宁洋医本领甚劣,中医有等差,洋医亦然,不可执一而论也。

另外,在为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李鸿章的幼女李菊耦接生后,张佩纶记载了支付给西医的费用:酬以英蚨三百翼,别送洋人应用各物约值三五十金之数。即300银元,加之三五十金的财物。如此诊费,连李鸿章的女婿都发出“甚贵矣”之叹,可见当时西医诊疗费用之高昂。

不信任西医、付不起诊费,让西医在晚清时期寸步难行的同时,依然未能改变小儿高死亡率的悲惨。

医疗条件限制,并非主因

虽然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资源的匮乏,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婴幼儿的高死亡率,但小儿出生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带有母体抵抗力,拥有对应外界病害之能力的,为何还会高频率的出现“当月殇”、“当年殇”乃至“是日殇”的情况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母体本身就因为某种原因,属于病体范围。而病原就来自于公共卫生和环境,尤其是饮水、污水管道建设和垃圾排泄物处理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已经意识到城市建设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晚清时期,已经出现诸如“杀牛煎髓,夏令臭秽,不能纳凉,冬春秋亦然”等对于居住环境安全的顾虑,甚至有人将小儿高死亡率直接归结到“因陋就简,令人悚惕”。

民国时期的《中央日报》曾经评价过南京城内的饮用水卫生状况:水是浑浊的,深黑的,简直是鱼虾不幸的刑场。恐怕酸咸甜苦辣,五味齐全。水里的溶质,我不敢分析,恐怕尿粪癃一切俱有”。河中的粪水还带来霍乱、伤寒的传播。

当时乃至之前,人们的饮用水均来自内河水、井水。城内河道旁,市民洗衣洗碗,淘米洗菜,同时还倾倒垃圾,洗刷马桶,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可想而知。

民国卫生专家黄鸣龙曾经对当时的“国都”——南京,进行过饮水用化验,得出以下结论:京中河水之不洁,本一望而知。水受居民影响,本在所难免。然水质如此恶劣,其首居民影响如此之大,如此之速,殊非意料所及。至于南京之井,多属浅水型,甚易污染,且含矿物元素,味道苦涩,不堪饮用。

国都之饮用水卫生,尚且如此,其余地方可想而知;民国之饮用水安全,尚且如此,更何况并无此方面意识的清朝时期了!也就是说,饮用水安全状况乃至公共环境的不堪,直接造成了疾病传播和母体健康,进而直接决定了小儿的高死亡率。

清代女性的高生育率,伴随着必然性的高死亡率,让人感叹其生育血泪的同时,深感现今医疗之发达、资源之丰富的幸运。有鉴于此,也会更让现代人提高对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饮用水安全的重视程度。爱惜今日之幸运、珍惜明日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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