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之中国乃至现今，都有着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人类繁衍之路并不顺遂，行至康熙年间，中国人口总数有了较高增长，却也依然无法改变婴儿存活率极低的状态。据清朝人口学研究表明，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仅在30左右。
清朝时期，就连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虽有较高的生育率，却也保持着令人诧异的高死亡率。
康熙皇帝一生共繁育35位皇子、20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27位皇嗣，死亡率高达51%；雍正皇帝一生共繁育10位皇子、4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5位皇嗣，死亡率高达60%；乾隆皇帝一生共繁育17位皇子、10位公主，能够活到成年的仅有15位皇嗣，死亡率高达44%；这种高生育率同时伴随着高死亡率的情况，直到晚清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差点被钮祜禄·和珅招为女婿，道光二十年才病逝的清朝名臣索绰络·英和，共有子、孙、曾孙辈37人，竟有21人早殇，死亡率高达57%；清末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一生共育三子六女，仅有一子成年，死亡率高达89%。
另外，晚清皇室成员虽也有较高的生育率，但依然伴随着令人恐怖的死亡率。王公贝勒、朝廷勋贵尚且有如此骇人的高死亡率，居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可想而知。
高死亡率的原因
清代婴儿或者儿童高到离谱的死亡率，后世往往首先归结于民之贫苦、饥饿抑或战乱频频、瘟疫横行所害；但如此致死原因，倘若置于统治阶层的皇室成员、满蒙勋贵身上，却并不成立。
医疗资源的匮乏和医疗条件的明显不足，或许能够解释这一问题。有清一朝，从统治阶层到基层百姓，小儿生病唯一的依赖就只有中医，但中医之特点的见效慢，让诸如风寒、天花、咳疾等都无法及时治愈而发展严重及至夭亡。
晚清时期，虽有教会医院和西医诊所的开办，但对此带有质疑声音的民众始终未将其视为最佳诊治办法，再加上西医诊治的费用往往较高，这一时期的西医、西药并未形成规模，成为解决小儿高死亡率的最佳办法。
晚清名臣，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外公——张佩纶就曾经对为自己诊治的西医有过评价：江宁洋医本领甚劣，中医有等差，洋医亦然，不可执一而论也。
另外，在为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李鸿章的幼女李菊耦接生后，张佩纶记载了支付给西医的费用：酬以英蚨三百翼，别送洋人应用各物约值三五十金之数。即300银元，加之三五十金的财物。如此诊费，连李鸿章的女婿都发出“甚贵矣”之叹，可见当时西医诊疗费用之高昂。
不信任西医、付不起诊费，让西医在晚清时期寸步难行的同时，依然未能改变小儿高死亡率的悲惨。
医疗条件限制，并非主因
虽然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资源的匮乏，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婴幼儿的高死亡率，但小儿出生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带有母体抵抗力，拥有对应外界病害之能力的，为何还会高频率的出现“当月殇”、“当年殇”乃至“是日殇”的情况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母体本身就因为某种原因，属于病体范围。而病原就来自于公共卫生和环境，尤其是饮水、污水管道建设和垃圾排泄物处理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已经意识到城市建设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晚清时期，已经出现诸如“杀牛煎髓，夏令臭秽，不能纳凉，冬春秋亦然”等对于居住环境安全的顾虑，甚至有人将小儿高死亡率直接归结到“因陋就简，令人悚惕”。
民国时期的《中央日报》曾经评价过南京城内的饮用水卫生状况：水是浑浊的，深黑的，简直是鱼虾不幸的刑场。恐怕酸咸甜苦辣，五味齐全。水里的溶质，我不敢分析，恐怕尿粪癃一切俱有”。河中的粪水还带来霍乱、伤寒的传播。
当时乃至之前，人们的饮用水均来自内河水、井水。城内河道旁，市民洗衣洗碗，淘米洗菜，同时还倾倒垃圾，洗刷马桶，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可想而知。
民国卫生专家黄鸣龙曾经对当时的“国都”——南京，进行过饮水用化验，得出以下结论：京中河水之不洁，本一望而知。水受居民影响，本在所难免。然水质如此恶劣，其首居民影响如此之大，如此之速，殊非意料所及。至于南京之井，多属浅水型，甚易污染，且含矿物元素，味道苦涩，不堪饮用。
国都之饮用水卫生，尚且如此，其余地方可想而知;民国之饮用水安全，尚且如此，更何况并无此方面意识的清朝时期了!也就是说，饮用水安全状况乃至公共环境的不堪，直接造成了疾病传播和母体健康，进而直接决定了小儿的高死亡率。
清代女性的高生育率，伴随着必然性的高死亡率，让人感叹其生育血泪的同时，深感现今医疗之发达、资源之丰富的幸运。有鉴于此，也会更让现代人提高对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饮用水安全的重视程度。爱惜今日之幸运、珍惜明日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