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内地和东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
编练“新军”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倡导商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
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宣统三年（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成立“铁路总公司”，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余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教育改革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
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
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光绪三十年（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同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现代法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13日，清廷下达一道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筹蒙改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在改革官制过程中，编纂官制大臣将京官编定复核，缮单进呈，在所附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中写道：“各国竞争，殖民为要，蒙、藏、青海，固圉防边，其行政事宜实与各部并重，故易理藩院为理藩部。”后来上谕发布，宣布正式“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1907年清政府政务处大臣左绍佐、岑春煊等，奏请将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等地“悉照内地改设行省”，以期加强边防。
清政府担心沙俄出面反对，在征询了各部大臣、各地将军、督抚的意见后，仅宣布废止从前关于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励内地汉人到蒙古开荒；在蒙古增设卫生局、巡警队、学校、商品陈列所，举办所谓的“新政”。这一举措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人的生存，同时也妨碍了沙俄在外蒙的利益。同时内蒙古地区的一些“旗地”因汉人流入增多改为州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