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认为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因此他在定鼎天下后采取了分封制，即将国家的边远地区分封给刘氏诸侯王(消灭异姓王之后)，以起到让地方宗室子弟拱卫中央皇权的作用。 然而在经过几代人后，皇帝与刘氏诸王之间的血缘纽带越来越淡薄。而且诸侯王不断扩充自身实力，俨然形成了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之势。在此背景下，汉景帝刘启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建议，并由此引发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西汉诸侯王势力遭到重挫，中央朝廷的权威得到极大巩固。然而汉景帝并没有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到了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即位后，如何防止诸侯王做大做强又成了这位年轻天子面临的新挑战。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王子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
推恩令表面上看是皇帝广施恩泽，让宗室子弟雨露均沾。实际目的却是让诸侯王手中的“蛋糕”越分越小，以至于再也无法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实力。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原本王位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子中的老大继承老王爷的地盘、军队、财产，没其他儿子什么事。而推恩令却要求在老王爷死后，每个儿子都能分到一部分家产。如此一来，除了嫡长子很不高兴外，其他王子都很高兴，对这项诏令极力拥护。老王爷因为总体利益没有受损，所以也犯不着和朝廷顶着干。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是把朝廷的问题变成诸侯王家族内部的问题，朝廷的痛点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后世称推恩令是无解的阳谋。
汉武帝的推恩令推广极为成功，此后汉王朝再也没出现过诸侯王威胁到中央朝廷的情况。
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朝初期，大明第二任天子建文帝也面临着藩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可是建文帝没有学习汉武帝的成功经验，而是采用了汉景帝用拳头说话的方式，通过武力削藩。结果朝廷军队在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意外“翻船”，被燕王朱棣的军队打败。建文帝在战败后失踪，燕王朱棣则成功篡位，史称明太宗(嘉靖年间改庙号为明成祖)。
那么问题来了，推恩令被誉为无解的阳谋，建文帝为什么放着成功道路不走，偏要摸石头过河以至于造成自己意外翻船呢?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不一样。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建议，可最早提出类似观点的并非主父偃，而是西汉名士贾谊。
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对诸侯国进行多次分配的观点，可汉文帝并没有采纳。究其原因，并非是文帝目光短浅，而是不具备执行条件。当时西汉王朝正处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急需休养生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搞推恩令那一套显然过于冒险和激进。
等到汉武帝在位时，环境就完全不同了。诸侯王的势力在“七国之乱”中被严重削弱，完全不具备与朝廷谈条件的资格。所以无论朝廷提什么要求，他们原则上都要无条件服从。更何况推恩令从表面上看也并不损害诸侯王的当前利益。因此汉武帝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推恩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父两代人给他打下了稳固的基本盘。
反观明朝建文帝时期，虽然朝廷的总体实力远在各路藩王之上，可像秦、燕等几位塞王手中却拥有更精锐的作战部队。所以当建文帝的削藩大刀要向燕王头上砍去时，燕王手中也是有牌可打，因此才敢奋起反击。只要藩王不是砧板上的鱼肉，那么朝廷想以推恩令这种手段来对其进行宰割，那自然不容易实现。
此外，西汉的诸侯王地盘比较大，所以推恩令能让每个王子都能瓜分到一定比例的领地。而明朝藩王的封地都是一城一地，本身就没多少可瓜分空间，对藩王诸子的吸引力自然很有限。因此想以推恩令的方式造成藩王家族内部矛盾的操作空间几乎不存在。
所以，推恩令虽然被誉为无解阳谋，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神乎其技。汉武帝采用推恩令大获成功是因为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式。而一旦时间和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在明朝建文帝时期，推恩令就没有发挥的空间，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无解的阳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