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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土断的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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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土断,指的是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三月的土断,时任太尉的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

刘裕实行义熙土断时,除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住户可以不进行外,其他流寓郡县大多被并省,归入本地郡县。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它打击了东晋豪强士族势力,对维护东晋政府的兵役来源和租赋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断,即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

东晋的皇帝多数昏聩,但决策层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了“一朝两制”光环下的种种黑幕,虽然只是肘腋之患,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可不防。于是,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应运而生,那就是“土断”。

“土断”的核心主张,就是将全国户籍一律整理为“黄籍”,取消临时户口。居民不分侨旧,一律编入所居郡县的正式户口。官府针对侨人的优待政策一律取消,无论是谁,都要向朝廷纳税服徭役。

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北方士族而言,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无异于挥刀自宫。他们当然会千方百计予以抵制。因此,东晋到南朝推行了十次“土断”改革,大多效果不彰。只有桓温和刘裕主持的两次有些成效。相比之下,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效果似乎更显著。

义熙九年(413年),权臣刘裕给晋安帝上了一道表章,回顾了几十年前权臣桓温主持的土断改革,曾改变了“民无定本,伤治为深”的局面,一度实现了“财阜国丰”。尽管人亡政息,改革夭折,导致“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但刘裕决心身负重任,重启“土断”,实现“宁民绥治”。(《宋书》,卷二《武帝本纪二》)

刘裕的改革思路,是不管侨人是否乐意,直接裁撤侨置州县,最大限度精兵简政。新政规定,全国绝大多数州县全部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归入相邻的本地郡县。随之而来的,是冗余机构消失,部分官员下岗。大多数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取而代之的,是不想要又不得不接的正式户口。

官府还严厉清查士族富户藏匿人口的现象,遇到公然对抗者,刘裕的招数就是杀一儆百,绝不手软。会稽(今浙江绍兴)余姚的士族大户虞亮,藏匿亡命之徒千余人,拒绝纳入国家正式户口,查实后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刘裕赢了,他主持的“义熙土断”打击了东晋士族集团势力,财政做到了增收节支,派遣徭役的难度减小,百姓的税负变得均匀,民间怨气有所缓和。刘裕是个有理想信念的政治家,他抱定“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的志向,期待建功立业,恢复中原,并为此多次用兵,将东晋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洛阳和长安的城头。

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土断”改革带来的后勤供应源源不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也成了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王朝的基础。

刘裕输了。在对待居住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南兖、南青等三个侨州的住户,他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网开一面,暂不实行“土断”改革。

理由很简单,他赖以打天下的北府兵,家眷就住在这片区域。既然是自己人,自然得优惠。但如此特事特办,不仅改革没能彻底,而且为改革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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