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徵敛还是相当苛重。当时，仍沿用两税法，夏秋两徵。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有时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 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徵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麴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徵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徵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1、两税及其附加
五代十国时期，田赋沿袭中唐旧制，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据《册府元龟》记载：“梁太祖开平元年，即受唐禅，两税税法咸因唐制。”两税的纳税额，是按照土地的多少和田亩的优劣而制定的，史书记载了江南吴国的田税交纳额：上田每顷税钱二千一百文，中田每顷税钱一千八百文，下田每顷税钱一千五百文。两税的起征时间，后唐明宗时，按照各地季节的早晚，规定了起征时间。后周世宗时，明令规定：夏部自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自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民间便之。
五代田赋，正税之外有省耗，羡余等。省耗，是封建官府借口补偿粮食征纳过程中的损耗而增添的附加税额，随两税一起交纳。省耗开始于后梁，规定每输田租一斛加征省耗一斗。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下令罢输。后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对百姓横征暴敛，复令人民交纳省耗，于两税之外，规定每输田税一斛，加征省耗二斗，百姓苦之。省耗的交纳，一直延续到后周太祖即位，才下令“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省耗得以免除。省鼠耗始于后唐明宗时，据文献记载：“明宗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较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自此，鼠雀一直延续下去。省陌，后汉时，三司使王章掌管财政，规定百姓向政府交纳钱时以八十文为一陌，官府会出钱时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以上各种加耗，多归地方官府，或者落入官吏私囊，残余部分，作为羡余上交中央。除此之外，还有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主要有农器钱、曲钱、牛皮税和进际税等。
(1)农器钱。农器钱是对农民自制农具课的税。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令百姓自铸，官府征收农具税。规定每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随夏秋两税交纳。
(2)曲钱。五代十国时期的酒曲，有时官造，有时许民自造，官府征税，称为曲钱。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规定，诸道州府乡村人口，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一任百姓造曲酿酒。曲钱按田亩计征，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再按田亩征收曲钱，曲钱成为田赋附加税。
(3)牛皮税。五代时期，由于连年用兵不息，除去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以外，还需要大量的军旅装备，其中牛皮是制造衣甲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五代各朝都严禁人民私自买卖牛皮，农民的耕牛死后，皮及筋骨要全部交给官府，而官府只付给很少的钱。后唐明宗时，只给农民一点盐，充作牛皮款，后来收了牛皮也不钱;最后，竟至不管有牛无牛，都要强收牛皮税。后汉时规定，凡私自买卖牛皮一寸者，处以死刑。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0年)，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凡种庄稼土地，每十顷要交纳连牛角在内的牛皮一张。从而牛皮税也成了田赋附加税。
(4)进际税。五代十国时，吴越创行进际税。史载钱氏占据两浙时，以进际之名，虚增税额，每四十亩虚增六亩，亩纳绢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亩，虚增八亩，每亩纳绢四尺八寸二分。
五代时期，除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以外，还实行田赋的预征，后唐庄宗同光三年秋发生水灾，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四年春三月，乃“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
2、绢帛之征
五代十国时期，田赋除了交纳两税之外，还有绢帛的征纳。后唐时，高郁佐马殷治湖南，“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末几，民间机杼大盛。”后唐以后的中原各朝，除两税以外，绢帛之征成为正常的田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