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信，起源于古代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印模”。
“印者，信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印信逐渐成为身份凭信和权力象征，在政治、商贸领域被大量应用。
先秦时期，印信的材质有泥土、木、青铜、玉、金、银、铜、犀、象等。
它们的称呼及写法也因材料而异。例如以泥土为材的为“”，金属材料的为“鉨”、以玉为材料的为“玺”。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美石即玉是山川的精华，是上天恩赐的宝物。
因而出现了玉崇拜，玉成为权位和财富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镇国之宝。
《战国策》:"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愁，楚有和璞。"
“璞”指未经雕琢的玉石，“和璞”即和氏之玉。
《史记》等史料中记载了和氏献玉、完璧归赵等曲折、感人的故事。
和氏之玉是块罕见的美玉，加之凝结了忠信仁义等道德意义，成为天下共知的珍宝。
秦灭赵，和氏之玉落入秦国。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指当时的两件珍宝：“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玉”。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自称为始皇帝，规定帝、后的印章称为“玺”，并且以玉为材质；其他的官印、私印只能称为“印”。
《续<汉书>新解》云：“玺，黄罗伞下，盖皇帝”。
意即皇帝在黄罗伞下统治天下，风雨无阻。
秦始皇命令咸阳玉工王孙寿以和氏之玉为材料，制作皇帝之玺。
丞相李斯以鱼鸟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凭。“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顺受天命当了皇帝，国运永久昌盛。
王孙寿将和氏之玉精研细磨，雕琢为玺，并将这八个字刻在玉玺上，成为秦始皇独有之印章。
秦始皇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
和氏之玉就此而毁，传国玉玺出世。
从此，玉玺成为历代正统皇帝即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凭证。
秦始皇的玉玺传至三世子婴时，秦朝已是摇摇欲坠。
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子婴被迫献上玉玺，秦亡。
秦始皇所制国玺，乃方寸之物，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凭信、实用办公用品，为何具有神圣魅力，使得后世梦寐以求？
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影响。
其一，“凭信”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已深入人心，到秦始皇时已经成熟。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更需要一个“凭信”之物，以号令天下。于是“玉玺”成为最理想的对象。
这个“凭信”的意义类似于圣旨，而且圣旨必须有玺印才能生效。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其二，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
玉崇拜文化心理，由“天下共传之宝”和氏之玉所制，一代名相兼书法家李斯篆书，秦始皇专用，这些因素使得它自诞生之日就带着炫目的光环。
它是稀世珍宝，是艺术品，更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因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其三，人为的因素，如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的推波助澜。
这个“传国玺”被极力宣扬为“天命所归”、“祥瑞之兆”，成为后世开国皇帝们梦寐以求的神圣之物，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
它的象征意义类似于大禹九鼎。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寓意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符命”说、“谶纬”说等神学思想的流行，使得“传国玺”的“天命所受之凭信”意义更加神圣。
尤其是政局混乱、改朝换代时，这种思想观念更加盛行。
更有甚者，为了捏造“君权神授”的事实，而私下自制“传国玺”，以实现谄媚皇帝、抑或自己称帝的阴谋野心。
然而，往往文字、尺寸、钮制、质料、数量、规制等莫衷一是，前后矛盾，引发出了层出不穷的历史闹剧。
这种对传国玉玺的崇拜心理甚至影响到现代。
时至今日，“玺”字仍是至高无上的尊贵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