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元旦开始，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在 14天中，从早上到黄昏，每天都吸引着社会各界的目光，至少有12万人参观了这次展览，赞誉声充满了当时的报纸。可以说，它成了整个山城的一个盛大节日。
参加展览会的共有200多家企业，展出产品包罗甚广，从炼铁、炼钢到织布、纺纱再到罐头、食品、肥皂、牙刷等，应有尽有，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品几乎都在展览会上亮相了。
当时，担任这个展览会主任委员的是胡西园，委员包括刘鸿生、吴蕴初、颜耀初、李烛尘、胡厥文等人。胡西园称，这是迁川工厂经过四五年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的成绩，也是对迁川工厂生产能力的一次大检阅。他和冯玉祥在展览会上相遇，冯专门用他别致的“丘八体”为亚浦耳灯泡厂题写了“为国增光”4个字，还合影留念。
展览给国人带来的震撼之一，就是原来中国自己的工业生产还有如此巨大的潜力，在战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之下，能提供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以简陋的机器设备生产出各类精细的重工业产品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轻工业品。所以有人说：“看了此次展览，才知中国还有办法。”新民、上海、顺昌、达昌这些代表了当时中国机器工业最高水准的机器厂，能够生产各种工业需要的机器，上海机器厂生产的“高田灌浇用抽水机”，新民机器厂的“万能刨床”，合作五金厂的电镀设备，还有渝鑫钢铁厂出产的各种钢材等，都赢得了一片惊叹。
林森、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立夫、张公权等国民党政要，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沙千里等民主人士以及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澳大利亚公使艾格斯顿等人都曾前往参观，只有美国大使高思没有到。许多人题词写下由衷的赞词，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不止一次来参观，全都题了词，周恩来说：“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却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英国大使这样说：“中国工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历经艰险而能有今日之成绩，足证中国抗建大业已有坚定基础。希望中国工业界人士今后更加努力。”各媒体纷纷拿出版面对这次展览会进行重头报道，并发表评论。《新华日报》的社论称：“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4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展览会闭幕时，经济部长翁文灏给109家工厂颁发了奖状，“迁川工厂联合会”获得甲等一号奖状(罗继成、李本哲《迁川工厂联合会简记》)。
在民营企业的这次展览会之后，“官营企业生产展览会”也在重庆展出，蒋介石曾亲临这个展览会。胡西园说，“一官一商。两个展览会迥然不同”，虽然这次展会展出的一些近代化产品，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但这位一辈子与灯泡打交道的“灯泡大王”，一眼就发现其中有些高级产品不过是外国产品改装的，如2000瓦特以上的电灯泡大部分都是外国产品的改装品，并非自己生产的。其他新型特种电灯泡几乎都是外国产的，有的连外国商标都没有清除干净。再如，收音机、仪器等也都是用成套的外国进口配件拼装起来的，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价值。与“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的轰动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民营企业值得骄傲的一幕。
在“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上风头十足的钢铁机器业，显示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上海机器厂生产的工作母机、制枪弹机、水轮机及高压抽水机等都很精良，特别是离心力抽水机，每分钟可出水400加仑，吸水高度达40尺，斜坡度可到100多尺，适合山地使用，享有盛名。恒顺机器厂有强大的技术力量，有400多部各类机器，有制造大型机器的实力，所发明的“武氏二行程煤气机”和“武氏差压引火器”，经济部特准专利10年。当时，有个经济学教授李紫翔在《抗战以来的四川工业》文中说，机器业最值得重视的特征，动力机和工作机制造所占比数巨大，重庆成了战时中国机器工业的中心。
1942年以后，一批国营钢铁机器厂先后建成投产，原本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格局被打破了，政府在国营和民营之间的政策是一边倒的，国营企业在原材料、交通工具等方面都享有特权，而且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也都有优惠，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进行竞争，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仅钢铁机器业遭遇国营企业全面压制的威胁，其他许多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曾有报纸批评国民党片面发展国营事业，不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当年千辛万苦西迁四川的企业家们也许没有预料到，等到后方稳定下来之后，他们的“黄金时代”反而迅速消逝了。
